我主要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学习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老领导当年指导党史研究和编写时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见,就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写党的历史的几个问题,谈点认识和体会。

　　一、关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历史是一个过程,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延续的过程。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写党的历史,首先要把党的历史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探讨和明确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问题。以往,对于主题和主线问题,党史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说“三个代表”的,还有说现代化的,等等。

　　我理解,所谓主题,是指最能代表一定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核心的目标任务。所谓主线,是指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主题的主要脉络,或者说主要线索。具体到党史,主题是指最能集中体现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的那个目标任务,主线是指体现主题的那条奋斗脉络或线索。

　　那么,什么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呢?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89 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这是关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的最权威的表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并且指出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由此可见,两大历史任务与中国梦的内涵是一致的。

　　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上述重要论述精神,结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我认为,党的历史的主题就是两大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的同志说是救亡和发展)。下面,我们着重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问题作一探讨,也就是探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怎样的不懈奋斗来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成立为了干什么?它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社会推向现代化,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问题的话,如果把党的历史放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历史中去考察的话,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党的历史的主线作这样的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表述中,有六个关键词或者说关键词组值得注意,这就是:(一)中国共产党;(二)中国人民;(三)革命、建设、改革;(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五)中国社会现代化;(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围绕这条主线,才是其他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要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那就要找到通往和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它是围绕主线而来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国家政权,实现这个政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为两大段:一个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这一段,也就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一个是建立新中国以后党掌握全国政权并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改革的历史。民主革命时期探索革命道路也好,在全国执政以后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好,改革开放以后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好,都可以说是寻找一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第二个层次,要找到正确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就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不懈探索。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党史的主线,而是围绕主题和主线探索正确道路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途径和方法,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同时,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又都体现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活动之中。我认为,主线应该只有一条,而且是贯穿始终的一条,这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包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不应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有一条主线。基于这种考虑,党史的主线像前面那样表述可能更宏观、更准确一些。

　　当然,围绕这条主线,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点,还可以分析得更细一些。我们以研究和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为例,就可以分析每一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再分析这些特点是如何体现主线的。比如,分析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前七年”的特点,一个是恢复国民经济,一个是社会全面改革,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开始各方面的建设。又比如,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即“前十年”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全面建设、探索、曲折、发展这四个方面。再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内乱,但另一个特点也很突出,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抗争,生产建设特别是高科技领域,还有外交战线,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党、人民政权、人民解放军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还有,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两年徘徊”时期,突出特点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拨乱反正,各项事业在前进、在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生历史转折的量变过程,另一个特点就是“两个凡是”指导方针造成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总之,研究和编写党史二卷,需要以事实为根据,分析和把握各个时期的特点。把握了这些特点,就能够更准确地体现上面所说的主线,因为实践也好,探索也好,包括探索中出现失误和曲折也好,都是围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生、而展开的。

　　具体到研究和编写党的历史,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专门史,都应该紧紧围绕这条主线来谋篇布局,来展开叙史,来展开评论。那么,搜集材料也好,谋篇布局也好,下笔写作也好,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注意呢?下面,我们围绕上面提到的六个关键词或关键词组,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一探讨。

　　第一,围绕这条主线,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时候,就要处理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前面所说的党史主线的表述中,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中国人民。过去出版的党史,不管是哪一级的党史,都比较注重写党组织和领导人的活动。党组织和领导人的历史要写好,因为革命、建设、改革也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好,推进社会现代化也好,人民群众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诉求、历史活动和历史作用,也应该写好,因为党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在党史里面,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给人民群众以应有的位置,要把党的历史放在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背景中去研究、去编写。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时候,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

　　(1)要注意研究和反映党是在人民群众中奋斗的,是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中来引导群众的,是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要注意到,只写党在人民群众中奋斗是不够的,人民群众还需要党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正确的政治主张来引导,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到。

　　(2)要注意研究和反映跟共产党合作的人,这里主要指各民主党派,也包括支持和帮助过共产党的各阶级、阶层人士,以及民族宗教界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更要反映这方面的内容。

　　(3)要注意研究和反映“小人物”,包括基层干部、普通党员,还有其他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活动。

　　上述三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这也是胡乔木在指导研究和编写党史时多次强调的重要方法,总的要求是要“左顾右盼”,要看到“四面八方”。这样写出来的党史,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二,围绕这条主线,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时候,就要注重用历史事实来说话

　　前面所说的党史主线的表述中,有一个关键词组,即:革命、建设、改革。也就是指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历史活动。我们研究和编写党史,当然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党和人民的历史活动,通过叙述党和人民奋斗实践的历史活动来体现党史的主线。这个问题好理解,就不展开了。

　　第三,围绕这条主线,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时候,就是要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研究问题,来谋篇布局,来下笔写作

　　在我们研究者的头脑中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前面所说的党史主线的表述中,有个关键词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研究和编写党史,就要围绕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领导人民通过不断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主要侧重于政治层面。过去有的党史著作,主要围绕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来编写。研究历史,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往往居于历史舞台的前台,但是,居于它们背后的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因素,还有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也都是基本的历史活动。因此,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当然要写好,但至少在比例构成上、谋篇布局上,要注意反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内容。考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考察党的每一项决策部署,要注意考察它们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多从这个角度来展开。

　　第四,围绕这条主线,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时候,就要全面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前面所说的党史主线的表述中,还有两个关键词: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还包括生态文明和人的现代化,也就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时候,不管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党史,如果仅仅把它写成政治史或者决策史,那是不全面的。因为党成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历史活动,都是为了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在研究和编写党史特别是执政以后历史的时候,就应该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执政党要整合社会,要领导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这在党史著作中应该有所体现,应该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研究和编写党史,不仅要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而且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变化。这种社会变迁和变化,除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以外,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生活包括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变化之中。这方面的内容,在党史中都应该有所体现。胡乔木说过:“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要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例,生动地、具体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面貌、新风尚、新气象,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水平、新变化。编写党史要处理好广角镜头和特写镜头的关系,应该有细节的描写,绝不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枯燥的统计数字,要有典型事例、典型成就的具体描述,使它更丰满、更具说服力。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生活变迁写好了,就可以用历史事实体现出前面所说的党史的主线。

　　总之,研究和编写党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要有一种意识,就是要紧紧围绕我们理解的主线,着重从以上四个方面去注意、去努力、去加强。

　　二、关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如果说,搞清主题和主线,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党史主要记载和反映什么的话,那么,搞清主流和本质,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怎样记载和反映党史的问题。

　　研究和编写党史,一定要注意把握和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所谓主流,简单地说,就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主要的、本质的方面。所谓本质,简单地说,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那么,什么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我理解,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要的本质的方面。什么是党的历史的本质?就是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等根本属性的方面和特征。当然,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党也有过多次失误,有些党的领导人也犯过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本质的方面,也不是体现党的根本属性的方面,也就是说,这不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党的历史,就是围绕主题和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的重要论述精神,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内涵

　　习近平同志这段重要论述,把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概括为三个方面,也就是“三个史”,简单地讲就是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编写党史时,不仅要研究和反映党的革命史、创业史、奋斗史,也要研究和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创新理论成果的历史,研究和反映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从这三个方面的历程和成就全面揭示和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关于这个问题,党史界基本上有共识,就不展开了。

　　第二,要正确把握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也可以表述为正确把握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历史科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和编写历史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党史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实际上,坚持实事求是也就是坚持党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指出: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他还把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作为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说,实事求是和党性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党性和科学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写历史,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这样的解释,只要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联系和规律进行研究,就有一个研究者主观因素在起作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所以说,实事求是并不是纯客观主义,说到底是党性和科学性的一致性问题。

　　具体到研究和编写党史,怎样才能体现科学性呢?胡乔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时,曾从四个方面提出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问题。他指出,党史要有科学性,就要阐明我们党的产生、兴起,是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全国范围的持久的胜利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要阐明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就要阐明党的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同上述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的论述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坚持了科学性,也就揭示了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也就坚持了党性。

　　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好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把握和处理政治和学术、研究和宣传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和编写党史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和编写党史,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记载和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把握好党史的主流、本质和主导方面,反映党的不懈奋斗、艰辛探索、自身建设以及取得的成就,因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写党史要写出积极性,让人看了以后能产生积极性、汲取正能量。

　　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问题。我们写党史,不管是哪一级的党史,都要遵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这是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的形成,用了很长时间,经过党内一定范围的讨论,最后由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它体现了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当年作出历史决议有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我们今天也应该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它。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作出后,党中央、党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对历史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编者注。)更是对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判断、新评价、新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历史决议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统一起来,并且以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为指导和准绳,来研究和编写党史。

　　第三,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在艰辛探索的历程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一些失误,遇到这样那样一些挫折,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重要的是正视失误和曲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学习和增长本领。”他还指出:“对党走过的弯路,对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失误和曲折,应着重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和制度。”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党的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们知道,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犯错误的教训也是党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在研究和编写党史时,既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党在探索中的失误,同时也要反映失误是党自己纠正的,因而得到人民的理解,以体现党的根本属性。写到失误的主客观原因时,就要注意分析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分析党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推进事业发展的艰辛。这些,都需要写史的人去研究、去分析。研究和编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资政育人,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人们从中知道以后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变得更加聪明一些,防止错误的重演。

　　党史具有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如果对历史上的失误轻描淡写,就不能使人们充分了解过去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失误和曲折,不能渲染甚至夸大失误,不能把历史写成一个失误连着一个失误的历史,不能让人看了感觉灰溜溜的,不够自信甚至丧失信心,因为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关键是如何研究和反映。我的体会,从小处说,有个角度和取舍的问题。如果一味地揭露所谓“阴暗面”,一味地纠缠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味地纠缠历史的细枝末节,当然是不可取的。从大处说,确实有个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研究者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去写成就和失误,写出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写失误时要着重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我们要带着感情下笔,把自己放到当时的环境中,设身处地想一想,努力做到换位思考、笔下留情,不能以现在的认识苛求前人。当然,带着感情研究党史并不是要感情用事,这也是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编写历史著作,每编、章前面可能要有一个概括性领段。这段文字写什么呢?一般是既把所叙述的历史阶段性明示出来,又把本编、本章的谋篇布局勾画出来,要写什么内容理出头绪,以此作为下面描述历史过程的总领的文字,给读者一个总的概念。这里就有一个写法问题。比如写“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领段,先写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出现了失误,经历了曲折,然后再写在党和人民的努力下,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是这样写好呢?还是把先后顺序倒一下更好呢?也就是先写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党领导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然后再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失误、经历了曲折。比较一下,当然是后者更好一些。

　　这里举了一个开头领段的例子,其实在正文中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对党和人民进行的抵制和抗争,我们就应该着力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内乱的一面,还有党和人民抵制和抗争的一面,还有坚持生产一类的事情在做。一般说来,大的抗争有五次:第一次是所谓“二月逆流”,第二次是 1972 年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思潮和调整,第三次是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全面整顿,第四次是 1976 年四五运动,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这是指大的抗争,那小的就更多了。当然这种五次抗争的说法是否准确,可以再去探讨,但无论如何在党史中应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挖掘一些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身上体现党史主流和本质的内容,写到党史著作中去,这也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三、关于体现时代高度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历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人类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事件和进行的活动,二是人类对过去事件和活动的记述和认识,前者是客观历史存在,后者是对历史的主观认识。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即便这份资料是真的,也不一定记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这就需要今天研究历史的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鉴别资料、审视历史。但今天的人研究和编写历史,绝不只是为了复原历史。这就有一个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关系问题。因为,任何时代写历史,都是根据那个时代的人的眼光、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写的。

　　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随意篡改历史,更不能任意编造历史。但是,写历史选择什么、取舍什么,则取决于现在写历史的人的时代眼光,取决于现实的需要。所以,研究历史要有问题意识。为什么一代一代人反复地研究一段历史呢?就是因为每个时代的人站在时代高度再去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肯定会比前人有更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就是同一代人,也有反复研究一段历史的时候,那是因为过去对这个历史问题没有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够。历史发展到今天,形势发展到现在,需要注意研究这个历史问题了,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了,于是又重新寻找问题、研究问题。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比如,对 1956—1978 年这段历史,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用初级阶段理论回过头去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哪些问题上超越发展阶段了。又比如,今天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回过头去审视历史,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这就是时代的高度,或者说现实的需要、时代的要求。历史要用事实说话,但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会从中发现一些带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站在时代高度对党史问题进行评价,要注意分析当时的评价、后来的评价、今天的评价,站在今天认识的新高度、新角度,努力作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体现时代眼光的新认识、新评价。龚育之讲过,对历史的认识有几个层次:一是事情发生的当时是怎么认识的,二是后来总结时是怎么认识的。比如对1956年以前的经济建设,在当时是一种认识,后来总结时又是一种认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说过去若干重大经济关系处理得不够好,就是后来总结时的认识;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和1960年写《十年总结》时,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工业建设过去是照搬苏联。这些都属于第二个层次。再一个层次,是几十年后邓小平的认识。他说,搞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写这段历史时,不仅应该写清楚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即写清楚第一个层次的认识,还应把1958年、1960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认识引入对历史的考察和叙述,使之比较丰满,并进到新的认识高度。

　　评价历史,不站在时代高度就看得不深不远,但站在时代高度评价历史,主要是看对历史的前进增添了什么或多少新的东西。今天研究和编写党史,就要“瞻前顾后”,联系起来看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瞻前顾后”,也是胡乔木当年强调的一个重要方法。无论是写成绩还是写失误,下结论、作评价时都要留有余地,都应该“瞻前顾后”,考虑到历史的发展变化,尽量把问题说得周到一些,更不能自相矛盾。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没有问题呢?除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四个过”,即过急、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以外,今天回过头去看,恐怕还不仅是“四个过”的问题。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方面单一了,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就是要改革那时确立起来并在以后强化了的一些不适宜的体制机制。所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还应该联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既要把成绩写充分,又不能写得太满。在肯定探索及其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要指出缺点、偏差甚至失误,以便与后来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有所呼应。一方面,不能因为后来实行改革开放而低估甚至否定以前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后来的改革开放而把以前的成绩写得太满。如果写得太满,读者就会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感到不好理解。所以,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联系上来看问题,写得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为我们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所谓宏观,是指一种总的概括性的研究、考察和叙述,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相互作用和影响。除此之外,党史更多地要细致地研究、考察一件一件具体事情,要有一些具体叙述,这可以说是微观的东西。研究和编写党史,微观研究、考察、叙述是必需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把一件一件的事情搞清楚、说清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研究和编写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宏观上把握的问题。

　　我体会,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宏观把握应该是三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写历史需要资料,从搜集、整理、研究资料开始就应该有宏观的把握。尤其是研究当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各种各样的统计、档案、文献、报刊等等,我们不可能穷尽,那就要从宏观上把握,从联系中看哪些是反映历史过程和本质的最重要的资料,要有所取舍。如果没有宏观上的把握,陷进资料里面的话,很容易钻到具体的细节里面去,甚至要找什么具体资料,什么资料值得注意,都会无所适从。其次,是对历史事实的宏观把握。研究主要的资料后,我们会对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事件、事实、人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写历史还要选择、取舍,哪件事、哪个人物是必写不可的,而另外一件事、一个人物可以简写或暂时不去深究,这又需要从宏观上把握。再次,是把一个个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作用联系起来,也就是宏观把握各个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才能称其为历史。这也需要从宏观上把握。

　　除了上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宏观把握以外,还要把历史放在更广阔、更宏观的背景下来把握,也就是说要写好背景。背景写好了,会对要编写的历史作出合理的铺垫和说明。这里也有两个层次,一是要加强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的研究和分析,进一步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置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这样可以突出党中央正确决策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更好地说明党是怎样站在时代前列,把握大势、与时俱进、推动事业发展的。二是要研究和反映社会历史。胡绳说过:“写党史要用整个社会历史作背景,这就是说在革命以外还有一种历史,是有联系的,当然也不是相等的。写革命历史的同时如果不写出其他的历史,也难写得准确。”胡乔木指出:“一般地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胡乔木讲的“搭配”,实际上就是宏观把握的问题。

　　有了上述几个层次的宏观把握,可能就会把历史研究好。不然的话,看了很多材料,陷进去不能自拔,越搞越细,越搞越微观,得出的结论反而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的来龙去脉,不一定能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时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举一个例子。胡绳在1985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例,讲了这方面的问题。胡绳说:“有时候从微观方面把这些细节搞得太细了,反而不一定能把事情看准,不一定能真正把形势的发展说清楚。越钻到这些细节里,反而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从宏观上看庐山会议,胡绳这样认为:“总的来看,尽管庐山会议开始时提出的若干问题带有反‘左’的性质,我看并不是那么明确地坚定地反‘左’。如果明确地坚定地反‘左’,决不会因为彭德怀这封信就立刻转成反右,不会嘛。即使彭德怀是搞什么阴谋,那么打破这个阴谋继续反‘左’就是了。‘左’不继续反,反而发展‘左’的东西,以致变成反右。我看没有彭德怀同志这封信也会这样发展,当然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因此说,没有彭德怀这封信反‘左’就一直反下去了,整个局面就完全改观了,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我看没有这种事情。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反‘左’的决心,对‘左’的一套思想路线没有一种明确的认识,所以才会发生庐山会议这种转折。”

　　胡绳进一步分析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党内,不仅是毛主席,还有其他同志,尽管已经感觉到大跃进出了一些毛病,要纠正,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要系统地去纠正‘左’的东西,我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当然彭德怀不放这个炮,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又可能从另外一种情况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即使不是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左’的东西还是要继续发展,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抓住这一根本问题,就不会得出彭德怀闯了祸这样的结论。不从宏观角度看问题,搞得细了,反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说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掌握宏观与微观的问题。”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把握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对研究和编写党史是十分重要的。

　　编写历史书,同样要有宏观把握。这本史书到底要写什么,以什么为主线,心中要有数。比方说,我们写党史,如果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为主线,可能有些东西就要舍掉了。对一些能够反映历史本然的事件,就要把它放在历史进程中,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不是一个一个地罗列。从谋篇布局上说,如果从宏观上把握一下的话,我们要写入史书的事件、运动、规划、部署等,基本上应该在一个“重量级”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处理好宏观和微观关系的问题。

　　五、关于史和论的关系

　　历史著作主要是叙述历史事实,因此,是不是会叙史,是不是能把历史事实叙述清楚,是一本史书能否成功的基础。但是,只叙史而没有议论,尤其是党史,就没有思想性,也很难发挥资政育人作用。以往史学界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说法,并且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在不同层次上谈问题。

　　这里面,有个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论从史出”,主要应该是指研究方法。研究历史,首先必须掌握史料,从史料出发搞清楚事实真相,然后从事实出发,把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才能得出理性的认识,也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当然,这里有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不然的话,从研究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

　　所谓“史论结合”,主要应该是指叙述方法。既然研究方法是“论从史出”,经过研究史料,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开始叙述时,或者说在写史时,面前就不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而是用研究所得出的认识或者说结论,统帅这些史料,取舍这些史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观点和史料的结合,也就是“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还有一些具体的形式,比如“夹叙夹议”“寓论于史”“以论带史”等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有一条要求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我们编写党史,首先要把历史事实叙述清楚,写要把历史线索和脉络写清楚。

　　胡乔木曾指出,对党史本身,主要是要头绪清楚,这是整个党史书籍的主干和根本。全书要有一个统一的布局,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写出历史的条理,对历史发展的关键地方要点清楚,对历史转折的地方要写好,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地把材料凑起来,那样就会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让人有一种官方档案汇编的感觉。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找出一种新的表达方法,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所以要在这方面多费一点力,要花大的功夫。胡乔木特别重视解决党史“文山会海”的问题,一再强调不仅要写清楚党是怎么说的,也要写清楚党是怎么做的,用历史事实写清楚党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

　　如何做到既把历史叙述清楚,同时又要有恰到好处的议论,或者说画龙点睛之笔。我觉得,上面提到的几位党史大师都比较推崇“夹叙夹议”。

　　胡乔木曾提出,写党史时要有议论,应该点清楚的地方要点清楚,应该作分析的地方要作分析,但最好是夹叙夹议。要尽量多采用各种材料,尽量多讲事实,让历史本身来说话,让群众作出他们的判断。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不要把分析同叙述事实隔离开,隔离开写出的东西就会枯燥无味,使人不想看。他特别不喜欢单独地大段大段地罗列议论。他说:党史要有必要的议论,要有思想性,有见解。但抽象的议论不能太多,不能过于逻辑化,这样的书人们就不想读了。就像在长江上航行,如果不断遇到大坝,这个航行就没有兴味了。他还说:“对于某一个时期的论断,最好减少‘一、二、三、四’这种形式的论断,列举出来,而且按顺序排列好。这样好像就是结论,就是权威,但是实际上对历史的研究是没有‘最后一言’的,它永远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当然需要有一种论断,我们不要表现出这种姿态,要作出一个好像最后的结论。这样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在这里作法律式的判决,不是让人家来思考,而是让人家接受。我们的党史并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用这么一种写法,好像不让读者去思考,好像我们就代他思考过了。这些结论都不能动摇了。……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没有这种权威,权威就是人民,权威就是科学,就是对于历史所作的科学研究。这样使党史避免一种硬梆梆的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多采取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态度。”

　　龚育之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作时,提出要以叙为主,以叙为本,以叙为体,学会画龙点睛。在叙的中间、叙的末了,要言不烦地、画龙点睛地作那么一点议论。议论要有深度,要有新意,不能过多、过烦,喧宾夺主。叙是画龙,议是点睛。这就是说,历史著作主要还是把历史叙述清楚,要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寓于叙述之中,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表达出来,不要脱离历史事实过多地议论,要像画龙点睛一样,在需要议论的地方点上一笔。有时只需要一两句话,一个思想就表达出来了。议论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我们理解几位党史大师的要求,就要在搞清历史、做好叙史的基础上作一些恰到好处的分析议论,而不是下一些干巴巴、硬梆梆的所谓结论。这样的夹叙夹议,可以说是“史论结合”,也可以说是“寓论于史”。这样的党史,才是读者所能接受的。举几个例子。比如,原来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来的一卷)的时候,写到辛亥革命的意义,在送审稿中有这样一个论断:“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样写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于笼统,不像是在写史书。胡乔木在这个论断之后加写了以下文字:“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胡乔木加写的这段话,篇幅不长,但概括地把辛亥革命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的变化说清楚了,这就比简单的一句话更像写史,也更形象,更容易为读者接受。这是胡乔木把论断具体化的例子。与此相反,还有一个加写议论的例子。同样是在评价辛亥革命时,他在送审稿中“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句话之后加写道:“尽管如此,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议论,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意义表述得更全面了,而且把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历史联系也讲清楚了。这就是点睛之笔。又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中讲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任务。胡乔木加写了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矛盾的,但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仅这一句话,就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性质上区别开来了。胡绳认为,这句话是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例子。

　　当然,我们在编写党史时,有一种叙述方法,有些像前面讲到的“论从史出”研究方法,就是把历史描述一番,然后发一通议论,比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等等。其实,它还是一种叙述方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这些议论确实是从叙史中得出的,其实在叙史中就已经表达出所要表达的观点了,最后只不过是再概括地表达一下。这种叙述方法虽然比较常见,也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如果运用不当,最后的议论不是从叙史中得出的,而是从一般原理中抽象出来的,那么,这种叙述方法就不可取,就不能令人信服。

　　总之,写历史肯定要叙史,以写历史过程为主。史论结合,就是我们在叙述历史过程时,要增加一些议论。这不仅因为适当的议论会增加思想性,而且还因为写历史书是给人看的,还需要一定的引导。当然,议论并不是要长篇大论,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叙史的最后讲几点经验教训、意义之类的话。每一章、节的最后可以有议论,也可以没有,不要千篇一律。最好是夹叙夹议,就是在叙史过程中,需要议论一下的时候就议论一下,而且这些议论也不一定是那种空洞的话,有时可以是概括性的,有时又可以是具体一点的,有些是形象化的(比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时,胡乔木加写的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有些又是哲理性的(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这样的议论,就能既给读者一定启发,也给读者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关键是议论要言之有物、画龙点睛、恰到好处。

　　(这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张树军2015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全国基层党史部门干部培训班的授课讲义。)

　　(来源:《党史著作编写理论与实践》曲青山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