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

——艾思奇与中央党校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生,蒙古族,云南腾冲人。他在父兄影响下自幼受到文化和哲学熏陶,曾两度赴日留学,早年投身革命,1936年出版《大众哲学》。1948年10月起到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教员、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3月因病去世。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

  艾思奇中学时期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留日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在上海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从此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几年时间里写了大量论著,声名鹊起。1933年6月开始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文章。1934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杂志连载24篇哲学文章,并于1936年1月结集出版,即《哲学讲话》(从第四版改名为《大众哲学》),一时洛阳纸贵,新中国成立前发行三十多版。该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它的影响下奔向革命道路。这部书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蒋介石曾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毛泽东很欣赏《大众哲学》,视之为“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优秀读物,除要求作为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科书之外,还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推荐。1937年4月,艾思奇的另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著作《哲学与生活》出版,毛泽东读该书时作了19页的摘录。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调到延安工作,正值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和研究哲学,并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欢迎艾思奇的到来,二人进行了比较频繁的哲学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与艾思奇多次交流哲学问题。在这些交往交流中,艾思奇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影响,熟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为他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延安时,艾思奇就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进行了宣传和阐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陆续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1965年,写成《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这是艾思奇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著作,也是他一生最后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艾思奇并非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实践经验讲解,既遵从毛泽东著作的原意,又进行创造性发挥。在讲授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时,他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这也是从实践中来的。16年的斗争碰到了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1923年陈独秀就把对抗矛盾看做是非对抗的,甚至不承认这个矛盾。蒋介石拿了枪来屠杀工人农民,他还要把工人农民的自卫武装缴掉。另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办法来解决。”“所以,流血的经验逼迫人要考虑区别一下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这些著作是用血写的,不是用墨写的。”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反对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对它的发展,而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广受学员欢迎的“艾教员”

  1948年10月,艾思奇到马列学院任教,开始了长达18年的“理论教员”生涯。他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几乎每期每班都讲过课。他授课的内容以哲学为主但涉及广泛,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涵盖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艺理论等多个学科。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高级党校还率先在全国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并编写出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

  艾思奇讲课善于用融会贯通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如数家珍,使学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之中,真正感受到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在讲授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的原理时,他说:“一切生物都有质,人有人的质,动物有动物的质。人主要的质是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人的质主要是阶级性。但是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的质,动物的质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身上也有两个质,有动物质、也有化学质,医生就是研究我们身上的化学变化,医生不研究我们的阶级性,他专门研究我们的生理质、化学质。”

  艾思奇讲课力求出新,常常反复思考如何把一个题目讲得有新意。1962年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时,他开场就说:“这个引言怎么讲?我考虑了很久,……这次讲引言就比较概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一点解释,主要的还是结合实际,结合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来讲。”他时常变换角度,在1960年的“党史引言报告”中,他突破原有格式,从党史的角度来解读《实践论》《矛盾论》,1964年则又进一步从新的党史角度阐发了“两论”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教学中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新材料新问题,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是讲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讲到一些概念、原理时,艾思奇也常常讲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以前的教科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定完全。他主张应该这样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

  艾思奇讲课强调“有的放矢”,重在应用。他在讲稿中说:《实践论》告诉我们,要从认识过程来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矛盾论》又告诉我们,要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要学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毛泽东的“两论”给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武器,掌握了这个无比锐利的武器,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识世界就能比较正确,改造世界就会卓有成效。

  艾思奇并不是只在党校讲课,对于各方面的讲课邀请,只要抽得出时间,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论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对一般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他都一丝不苟地备课,从不糊弄。他还被聘为北大文学院教授,在北大讲《社会发展史》大课,在北大哲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列原著等课程。1951年3月,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当时全国组织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

  一生信守实事求是,做到朴实低调

  艾思奇始终把“实事求是”当作自己一生笃行的生活准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艾思奇写文章赞扬过群众的革命热情。后来他在河南下放期间,看到不少问题,就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信,指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发表了题为《破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和《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的文章,强调“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

  艾思奇非常谦虚低调。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自己的感性知识少,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多次深入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村和天津的工厂参观学习,并在下放河南期间虚心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他写讲稿和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疲劳了就在凉台、湖边散散步又干起来,一干就是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他很少串门闲聊,偶尔与同事聊聊工作和生活,完全没有什么权威的架子。

  艾思奇一生酷爱读书。到北京十余年,家里藏书近万册,稍有闲暇,便埋头于书海,专心致志。他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是认为有价值的书籍,都留有他的墨迹。有的则专门写下笔记、评述和随感。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世界各国的原著,他还以顽强毅力学习掌握多门外语。早年学会了英文、日文和德文,40多岁时,为了准确理解列宁主义理论,他又开始学习俄文。

  艾思奇脑子里塞满了工作和哲学,惜时如金。他在北京多年,只去看过一次长城。他热爱音乐,但也是在自己的屋里自娱自乐。游泳、滑冰、书法,都要靠挤时间。多休息片刻,就会觉得内疚。教学、科研、会议、行政事务,各种工作非常繁重。时间不够用,只有靠牺牲睡眠来补偿。长期下来,像一架机器超负荷运转,导致身体状况一天天恶化,56岁正当英年就辞世而去,为新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损失。

  艾思奇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在延安时期就当过解放日报的总编等领导职务,调到马列学院只当一名教员,他本人毫不介意。他最喜爱的头衔是“艾教员”。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尤其是逐字逐句抄录《哲学与生活》19页多读书笔记,他一直妥善保存,从不拿出来张扬。1964年,中央领导与中央高级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几排人才发现他的身影。

  艾思奇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在党校工作的18个年头中,他没有私人纠葛,也没有个人恩怨,1960年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但他从不摆官架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要求特殊照顾,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给亲朋及家属安插工作岗位。

  来源:《学习时报》2023年3月1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