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9年5月26日 4172386
 
       · 党史研究 >> 人物研究 ·

王国权

王国权,河南省巩县人,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和

“反帝大同盟”。1934年流亡日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回国赴延安,

更名王国权。1937年在延安抗大四大队及军事队学习,同年12月任晋察冀地委副书记、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1945年出关接收热河,先后任热河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民运部长,中共

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后又调回热河省,任省

委副书记、第一书记兼省长和省军区政委。

1956年后转调外交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前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意

大利四国特命全权大使。后出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协副会长。1978年,任

民政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民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外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8年离休,2004年病逝于北京。

一王国权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111214日出生于河南省巩县康店村一个比

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从祖父康方高一代起就酷爱习武,曾有一人(大爷爷康方正)考中武举

,为清乾隆皇帝做过御前侍卫,是有名的乡绅,乡邻曾送“端正方直”匾挂于门庭,一度可

谓名门望族。父亲康永庆,一生崇尚武功,极力主张让他学武,但王国权从小志不在此,多

次送他去学武,都因他不愿意而未学成。王国权6岁入本村私塾,

12岁读小学,15岁高小毕业后,考入开封黎明中学,这在当时是开封有名的私立中学,由于

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非常努力,尤其语文成绩更好,因此,语文教师送他字为:厚庵

1930年王国权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理工系,全家人都很欣喜他考上大学,但因家里已

经很困难,根本没钱供他读书,大学的几年中,他常常因交不起学费和买不起书而苦恼,饿

肚子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因为理工科的书籍多半是英文原版,价格昂贵,根本买不起,老是

借同学的书看也非常不方便,而像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没有书是根本学不好的。所

以,他在理工系学习一年后,即转生物系,后又转到由学校发讲义的社会学系学习,省下点

买书钱以填饱肚子。这时候,他开始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如《国家与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等。出于爱国热情,他与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组织了“西北研究会”

,想在西北地区找到一点出路,希望为祖国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

河南大学进教授王毅斋先生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热血青年纷纷走上抗

日救国的道路,王国权更是忧心如焚,常常与一些进步同学在一起探讨如何拯救国家和民族

的问题,曾打算以组织民团或上山参加土匪武装以掌握枪杆子的办法,开创一个抗日救国的

新局面。王毅斋先生由于反日进步活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河南大学进步师生都受到监视

,王国权也因与王毅斋交往密切而成了特务严密监视的对象。他不得不和一些同学离开开封

来到北平。

1932年夏,王国权怀着救国救民的豪情,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

家联盟”。从此,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来,他又

随被派往

开封工作的“左联”成员、共产党员周熙亚回到开封工作。当时接触的进步同学和作家有王

鸿儒、赵一苹、苗化铭、姚雪垠、梁雷等,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秘密研究马克思

主义,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起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到了1933年秋

天,王国权因为实在没有经济来源,6年的大学只念到5年就不得不辍学了。正当走投无路的

时候,碰上一位在沁阳县教育局任局长的河大同学,把他介绍到河南沁阳师范学校去教书,

并请他代理校长,每月有了40元的工资,至此,总算摆脱了贫困交加的窘境。沁阳师范学校

是一所革命基础比较雄厚的学校,有一批学生曾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过“豫北暴动”。 王国

权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经常给学生讲授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理论,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思想,引导一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革命的领导骨干。王国权的革命活动在学校

引起波澜,国民党当局借故把他驱逐出学校。王国权只好又回到河南大学,一面学习,一面

帮助王毅斋教授创办杞县大同中学、小学,并介绍了一批进步同学去教书,培养了不少革命

青年,对豫东、皖北的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国权回忆录》,中国

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1933年夏,王国权结识了当时担任开封地下党市委书记

的江少文,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和“左联”的很多活动,成为这里的

积极分子。

1934年初,王国权通过募捐的办法筹集到几百元钱,便与姚雪垠、宋一涵等人创办了大

陆书店。以书店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并参与了由姚雪垠、宋一涵主编的《今日杂志》

和《大陆文艺》两种进步刊物的创办工作。但刊物只出了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宋一

涵被当局逮捕,王国权和姚学垠只好逃回家乡躲避。当他们再次回到开封时,国民党当局的

搜捕仍在继续。这时,正在日本从事革命工作的好朋友王澜西得到消息,便邀请王国权到他

那里去工作。在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江绍文和河南大学校长张仲鲁,教授王毅斋、稽文甫的资

助和帮助下,王国权经上海搭乘游船东渡日本留学。本来就身无分文的王国权到达东京后,

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所私立大学挂了名作为职业掩护,实际上主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他经常忍饥挨饿地拼命学习工作。在中华会馆,只经过4个月的日语

培训,王国权便能给其他留学生做家庭教师了,每月10万日元的收入几乎就是他生活费用的

全部来源

。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左翼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任白戈和进步留学生程明生、王兰

溪、杨彰武、雷任民、解树椿、侯俊岩等,并与他们一起创办了“世界名著翻译社”,任宣

传部长。当时正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经常参加活动,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与指导,王国权也由

此与郭沫若成为忘年之交。

1935年冬,由在东京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王乃天介绍,王国

权加入了联共(布),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民政部:王国权同志生平。

。这时,他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注册留学生的公开身份,与其他进步青年秘密

社,经常研讨马列主义,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他的活动很快受到日本当局的严密

监视,193611月的一天,他带着一张与有抗日内容的传单从住处出发,准备到外面去印制

后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发放,不料在过电车检票口时,突然被警察搜身,传单很快被发现,不

容分说便被抓了起来。在临时拘留所,任凭日本人多次审问、威胁利诱,他毫不屈服,始终

坚持传单是捡来的,没有暴露身份。日本人找不到其他证据,只好释放了王国权,但对他的

监视并没有放松,就连他的住处也遭到搜查和监视,这样,王国权在东京已经呆不下去了。

同年12月,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高涨,经组织安排,素怀报国之志的王国权毅然回国。

二王国权回到北平后,通过地下党员张友渔、武新宇等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组织上打算派王国权到国民党的部队里去做兵运工作,但他自己却希望能有一个学

习军事的机会。19371月,王国权的要求得到组织批准,兴奋不已的王国权顾不得正在发

着高烧,便与河南大学同学祝化玉一起奔赴延安。到达延安后,他先被分配到军政大学军事

队学习,并担任支部委员,后又到政治队第九大队学习。他聆听过毛泽东主席亲自讲授的历

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实践论》,张闻天讲授的党建及李维汉、秦邦宪

(博古)等人讲授的统一战线等课程。王国权非常珍视这样的学习机会和组织的信任,所以

非常努力,非常刻苦,虽然只有9个月的学习时间,但他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以及军事指

挥才能都有了明显提高《王国权回忆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

19379月初,王国权被派往华北敌后工作。一路上,他们经过了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

太原城,又经过临汾和五台县等地,最后才到达设在河边村(阎锡山的老家)的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接见并与他谈了话,接着分配他到河北省委所在地的阜平县去

工作。报到后,组织分配他与另一位同志到唐县的一个大镇陈庄去组织抗日救国会。他们在

这里树起招兵旗,由于他们入情入理的宣传鼓动,唤起当地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很快便组织

起了一个连的部队。10月初,王国权同邓华、张苏等带着部分干部去找杨成武的部队,

准备在当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但由于部队时时处于战斗中,他们好不容易在蔚县找到杨成武

,却因突然发生战斗,很快随部队转移到了涞源县。12月,王国权被分配到晋察冀北岳

区一分区任地委书记。这是一个敌我友三方并存的地区,日本侵略者经常出动大批兵力进行

“清乡”“大扫荡”。地委刚刚建立,敌人就向涞源县进攻,王国权率领刚刚建立的分区独

立团把守

关隘,准备御敌,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放弃县城,退守到上寨镇并在那里建立了上寨县

委。由于形势复杂,条件艰苦,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就连吃住都很困难。但他不避艰险

,不

怕困难,紧紧依靠和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扩大了人民抗日

武装,创建了抗日政权,经受了严峻的游击战争环境的考验《王国权回忆录》,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

抗战之初,北岳地委机关驻在涞源县城东一个叫前全功的村子里,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

发展,一分区主力部队已经把驻地周围的灵丘、涞源一带大大小小的杂牌军都消灭了,接着

又向周边发展,逐渐打开了易县、满城、徐水一带的局面,地委机关改驻陈家沟。1941年,

敌后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由杨成武兼任一地委书记,王国权改任副书记。在此期间,地委

机关除了抓地方党组织、人民政权及地方武装建设,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发展生产、改善军

队和人民的生活外,还要经常组织反“扫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本人就参加了著名的

黄土

岭战役、大龙华战役、涞源战役(百团大战)和狼牙山战役,并多次与王震、杨成武一起参

与了战斗的指挥。在跟随部队战斗和转移中,也遭遇多次险情,但凭着机智和勇猛,他们每

次都化险为夷。

一次,王国权在随杨成武部队转移途中,与日军的大部队遭遇,他们硬是从一条

没人

走过的岩缝中摸到一条大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顺着岩缝滑下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

圈。

又一次,也是和杨成武部队一起转移,由于天太黑,遇到前面的部队就一起行进,当走到

一段石头路时,听到对方部队皮靴碰石头的声音,仔细一看,发现他们头上都戴着钢盔,才

知道是和日本鬼子走在了一起,于是,马上发出暗号,在一个岔路口上悄悄甩掉了鬼子。

在随曾雍雅支队的一次行动中,王国权他们半夜里突然被敌人包围了,部队立即沿陡峭的

山坡爬上大山,最终摆脱了敌人。

由于在敌强我弱的艰苦环境下长期坚持反“扫荡”,我军政人员不得不经常忍饥挨饿,风

餐露

宿,趴冰卧雪,不少同志染上了疾病,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因缺医

少药,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本来就文弱的王国权也在黄土岭战役中染

上了严重

的伤寒,几个月里一直发着高烧,但他坚持不离开部队,有时爬山爬不上去,拽着马尾巴往

上爬,也坚持不坐担架。走夜路看不见,就让警卫员拿一根木棍子引路,摸索着前进。当部

队终于到达后方,杨成武司令员告诉他日本鬼子已经撤退时,他再也支持不住,立即晕了过

去,被送到后方医院,休息治疗了半年多,身体才逐渐恢复过来。

在那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环境虽然艰苦,人与人之间却有着血浓于水的战斗情谊。19

41年,29岁的王国权与同在地委工作的常玉林结为伉俪,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和北岳区党委书

记刘澜涛都赶来参加一场热闹而又简朴的婚礼,在当地传为佳话《凌河春秋》

,载《中共建昌党史资料》,第2辑,19898月。。

为了长期行军与奔波的方便,上级配给王国权一匹高大的黑骡子,发生在他与这匹牲畜之

间的故事,亦足见他的机智与沉着。一次,他骑着这匹骡子到基层去视察工作,深夜返回时

,在一个通往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岔路口上迷了路,进退两难之时,他突然想起了“老马识途

”的成语故事,便叫警卫员把骡子放开,让它在前面走。就这样,他们顺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后来,这匹骡子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直到部队打下锦州,交通工具改为汽车,这匹骡子

才退役到了热河交通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王国权他们在地方上开展了争取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经过他们

的积

极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把根据地附近据点中的伪军多数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如果我

们的干部、小股部队要过路或过封锁沟都会得到伪军的保护或护送,为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和

部队行动都提供了很多方便。如在涞源县的团堡乡,敌人新建了一个据点,王国权立即派人

去进行工作,很快便把驻守在岗楼里的伪军控制了。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主力部队,经常在他

们眼皮底下过路、过封锁沟,到附近去发动群众,基本控制了平原地区的局面。王国权就是

这样几次趁夜晚到平原地区去视察工作,他的妻子常玉林,也曾化装在团堡的日军据点附近

隐蔽并工做了五六天,顺利躲过了敌人一次残酷的“扫荡”。

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时候,

为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们一面打仗,还组织生产,领导大家种地、纺线、

打毛衣,有时还要上山挖野菜、捡蘑菇,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抗战时期。

1943年底,王国权被派往晋察冀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815,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很

快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受组织的委派,9月中旬, 王国权同胡锡奎

、段苏权、郭耀臣、田志周等 17人从晋察冀的阜平出发,由古北口出塞,步行500多公

里赶赴承德,组建中共热河省委。王国权任省委组织部长兼承德市委书记。

承德是进入东北的必经之地,每天都要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停留,大街上到处都是等待分

配工作或准备登车的人,但当时去东北的火车班次很少,要组织好这么多人的食宿和转运工

作谈何容易。王国权带领省委组织部仅有的3名人员,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有时连吃饭睡

觉都顾不上,遇上一些脾气暴躁,对工作分配、生活条件不如意而大吵大闹的人,还得耐

着性子做思想工作,尽量让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地登上东进的列车,保证了转运工作的顺利

进行,对我党迅速占领东北起到很大作用。

承德市委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城乡,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

争,对伪满时期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进行了揭发和惩处。经过深入工作,把城市贫民、工

人、包括铁路工人都发动了起来,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党中

央的肯定与表扬。920,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批准成立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和热河

军分区,胡锡奎任书记兼政委,王国权任副书记。

1946年初,王国权调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与地委副书记段德彰、专署专员农康

、军分区司令员丁盛、军分区副政委韦祖珍组成地委领导班子,管辖朝阳、凌源、建昌、兴

城、绥中、锦西等县,地委机关设在背靠青龙县的建昌县西部的岭上地区。

这一时期,热东地委主要是遵照冀热辽分局及热河省委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

斗争

”的要求,重新打开热东工作局面,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王国权与地委领导班子一起,在

巩固区内,领导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斗争,打击了敌人气焰,巩固了解放区;在

与敌人临界的边缘区,则以武装剿匪为中心任务,对那些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甘当国民党

军队马前卒的反动匪帮一个一个加以剿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群众,使解放区

不断扩大,热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

身为热东军分区政委的王国权,同样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全区的军事斗争,从19461015

日解放建昌的战斗到19471月解放羊山,4月解放松树嘴子,6月解放凌源的战斗 ,他都亲

临一线指挥。到了8月,热东所辖地区除北宁线上几座孤立的敌占城市外,其他地区已连成

一片,解放区人口达到了150万,真正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势。

19467月,热东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王国权认真贯彻党中央的路

线、方针、政策,抵制了个别地方“搬石头” 、“打乱平分”等错误做法,认真组织土改

试点,注意培训干部,及时召开会议,分析运动发展形势,交流经验,总结教训等,使热东

地区土改运动进行得比较平稳、顺利,没有走弯路《朝阳党史人物传》,辽宁民

族出版社2003年版。。

1948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为充分发挥热东地区最坚强后方的积极作用,地区成立了后

勤司令部,仇友文专员任司令员,王国权任政委。由王国权带领部分干部和支前力量随部队

行动

,仅热东地区就有13.KG-*26万多名民工、800多名干部参战。出动担架2.KG-*22

副,修路

1500多公里。为前方提供粮食1万多公斤、猪肉30多万公斤、苹果1万多公斤、现金400

万元。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战役打响后,王国权随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

华的指挥部一起行动。在解放绥中、锦西、兴城等战斗中,他都战斗在第一线。锦州战役打

响后,在城内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敌机还在二十四小时轮番轰炸的情况下,他就同胡锡奎

人趁黑夜,冒着枪林弹雨闯到城边,找到了邓华纵队司令部;一俟全城攻克后,立即入城,

展开紧张的接收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战后城市的混乱和损失。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辽

西省委建立,胡锡奎任书记,王国权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由于省委书记胡锡奎一直

没到任,省委工作就由王国权主持。同年6月,王国权被调回热河省,先任省委副书记,10

月任第一书记兼省长和省军区政委。此间,他以东北地区区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全国

政治协商会议和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荣幸地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在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观礼并合影留念。

四刚刚解放的热河,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特别是热河这样一个集汉、蒙古、

回等多民族聚居,地处边缘,且又土匪横行,大烟泛滥,鼠疫肆虐的极度贫困山区,工作更

为艰巨复杂。但王国权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带领省委一班人,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加强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民族团结,千方百计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

事。很快,土匪被消灭了,鼠疫治住了,鸦片禁绝了,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全

区出现了一派安居乐业的新局面。在王国权的带领下,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为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素养,王国权非常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在1949年的七一讲话中,

他强调指出,“全国范围取得最后胜利……今天要进行建设了,每个同志所负的责任大不相

同了,因之,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在思想上、政治上、能力上迅速提高,才能适应这个时

代,担负起这个时代的新的任务。”为便于组织干部学习,省委专门创办了《学习讨论》专

刊,他亲自撰写发刊词,提出:“学习是党和人民给我们每个同志的政治任务,毛主席说: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

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为着将来新的

社会的建设,更需要我们恭恭敬敬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完成这

个学习任务。”

为发展全省的工农业生产,省委提出了“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奋斗目标,动

员全省人民努力生产,改善生活。1950年初,在热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王国权做了

《努力生产,战胜灾荒,走向富裕》的报告。8月,在热河省第二届党代会上所做的报告中

,专门作出了“全力组织与领导人民生产,战胜困难,走向富裕”的阐述,当时即提出了必

须达到“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

之发展”的观点。使全省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并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出了重要

贡献《王国权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19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王国权、常玉林都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同时调到

外交部工作。此后30年中,王国权先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前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

、意大利四国特命全权大使。常玉林则以使馆参赞和大使夫人身份一同前往,成为新中国第

一批女外交官之一。30年的外交生涯,他们为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至高利益作出了积极努力

《王国权回忆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

195666,王国权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

)特命全权大使。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自为他们践行,总理说:“柏林,我很

熟悉,那是个美丽的城市,德国是个美好的国度,是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

音乐家和歌德、席勒、海涅等诗人的家乡。你们出使那里是幸运的。但是你们的驻地也

是个复杂的地方,英法美军占半个柏林,苏军占半个柏林,两军对垒,荷枪实弹,炮口相望

。稍一不慎,冲突一触即发啊!”王国权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与民主德国两国关系处于新的

发展时期出任驻该国大使的。为了促进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他很注重同

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沟通与交往,并根据他们的意愿与要求,及时与国内沟通,曾多次促成了

民主德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民主德国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多夫、

民主德国议长(民主德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狄克曼等人访华。我们国家董必武副主席、彭

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也先后访问民主德国。

为了直接了解民主德国的经济、生产和科技进步等情况,王国权曾多次到民主德国的机械

制造

、化工、航空等企业参观学习,及时为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出建设性意见。因此,几年

中,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都有了很大发展,截至1959年统

计,民主德国向我国提供技术资料近200项;我国聘请民主德国专家28人,接待民主德国考

察专

51人。我国也向民主德国提供了技术资料,派往民主德国考察专家99人,派到民主德国实

习的341人;民主德国向我国提供的机器制造和化工方面的技术资料。我国向民主德国提供

的轻工业和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资料,对双方的制造技术都起了相当作用。在文化体育艺术

的交流方面,我国派赴民主德国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代表团以及艺术表

演团体148起、1570人;民主德国相应来华79起、881人。我赴民主德国教员和讲学人员10

,留学生、进修人员239人;民主德国也分别相应派员来华。我国赴民主德国大中型展览34

次,民主德国来华展览15次。到195910月,中德两国建交10周年的时候,两国都开展了大

规模、高规格的庆祝活动,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两国关系良好,人员交往

频繁,经贸发展势头令人鼓舞,作为大使的王国权功不可没。

然而,成绩的取得, 也并, 非一帆风顺,在他出使民主德国6年多时间里,正是这个国家形势

复杂多变的时期。单就柏林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正如临行前周总理所说,英、

法、美军占着半个城(西德),苏军占着半个城(东德),双方荷枪实弹,炮口相望,大有

一触即发之势。柏林墙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王国权正是亲眼目睹了这个二战后冷战产物的出

现,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好见证人。当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时,还曾邀请我大使馆人

员到他们的防地参观,但到了1960年下半年,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也使得中(民)德关系

出现裂痕,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攻击,并对我大使馆的政治宣传活动加以限制。作

为大使的王国权,当然不会屈从于这些压力,而在一些问题上做到了不卑不亢,据理力争、

当仁不让,同时又积极努力加强国内与民主德国的友好往来与沟通。使两国坚持正常的互访

、交流与贸易活动,如派出以贺龙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民主德国的12周年国庆,派员参加每

年一度的莱比锡春季博览会等,较好地维护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1963年末,王国权结束

了出使民主德国的外交使命,奉命调任我国驻波兰大使。

1964711,王国权与作为使馆政务参赞的夫人常玉林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又一个

艰巨而复杂的出使任务摆在面前。

由于19637月开始的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陆续发表,中苏政治争论导致的关系紧

张,必然波及紧跟苏联的波兰对我国的政治态度。在这样起伏动荡的政治形势下,王国权

非常认真地依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对波方多做工作。如在与波外交部长与对外联络部长的会

晤中,他诚挚地表示,将本着我国的一贯方针政策,为巩固和发展中波两国关系竭尽努力。

他的真诚赢得了波方官员的友好态度。波对外联络部长柴萨克就曾表示:“我们之间的合作

没有理由削弱,相反,有一切理由要求扩大。在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存在些分歧,是暂时的

,可以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分歧不应影响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一论断也正是波兰党和政

府的一贯政策,因此,中波两党两国之间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既互相合作,又偶有争论的

复杂关系。但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即使在全国大动荡的“文

化大革命”中,中波之间虽政治性交往减少,但经济交流从未间断,王国权每年都作为

表团成员出席和参与这些经济往来活动,为保持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4年至1967年,正在驻波兰大使任上的王国权,奉命担任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

代表,在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的直接领导下,同美方三任代表进行了为期3年的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始于195581,已经进行了10年,经过了120次会谈。这是中美关

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也是我国外交斗争中的重要篇章。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

这样两个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大国之间进行大使级会谈,是相互接触,相互了解,表明各自观

点、立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在重

开的第121次会谈中,我方的主旨在于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放弃敌视和分裂

中国的政策,从台湾海峡撤军。面对美方代表强硬、蛮横的不友好态度,王国权和我方代表

在原则、立场问题上毫不让步,同美国当局奉行的反华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如在

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在发言中把中国政府称为“北京政权”时,王国权当即提出抗议,他

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美方使用这样的

称呼,是无视我国的尊严!”使得美方代表不得不改变强硬的口气,不再使用威胁的语言。

经过几年的会谈,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方主动提出了希望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比如欢迎新华社记者到美国去看看,建议两国的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植物和园艺标本

等等,但都被我方以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为由拒绝了。但正是这三年的会谈,确实开启了中美

关系的窗口,才有了后来的乒乓外交,进而有了上海公报,最终促成了中美建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1966年,正当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到第129次,美国政

府对我

国的政治态度有了重要改变——美方代表第一次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由“北京政权”

称“中国政府” ,意味着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转机的情况下,国内的一场政治灾难“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就是这样一位戎马半生,又辗转外交战线十几年的老革命,也没能逃脱

厄运。

19673月,王国权坚持同美方进行了第133次会谈。不久,身为驻外大使的王国权被打成

“走资派”揪回国内,刚下飞机,便被使馆内先期回国的那些“造反派”揪到大批判会场,

连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子都被打开搜查。接着便是每天的大会批判、小会交代待“喷汽式”

逼供信自不必说:批斗之后便是无尽的羞辱,惩罚性的清理厕所、打扫院子等强迫性的劳

动,一大批往日叱咤风云的外交使节都在此行列。但这些忧国忧民的老革命们,根本顾不得

自己身陷困厄之中,而是对我国几乎瘫痪的外交状况忧心如焚,于是,他们联合了一部分大

使、参赞,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陈毅出来主持外交部工作,这便被“四人帮”归

结为“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成为有名的“91人大字报事件”。这场轩然大波不但惊动了毛

主席、周总理,也给林彪“四人帮”一伙污蔑、迫害陈毅“在外交部搞宗派”以口实,

更招致“造反派”对他和这一大批老同志批判、管制的升级。后来,不但王国权当年东渡日

本寻

求革命真理、积极宣传革命的行动成了“叛徒”、“特务”的证据,就连他当年跟随杨成武

在晋察冀

抗日、打游击的光荣经历,也成了“造反派”批斗的“罪行”。在此期间,他也目睹了

诸如

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无情打击与迫害的过程,无不痛心疾首。到了1969

年“五七指示”发表,他先是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紧靠长白山边上一个只有七八户人

家的小山村劳动锻炼,后来又转移到湖南省茶陵县的一个茶场监督劳动。但是无论到了哪里

,怀着一颗赤诚的革命决心和深厚的阶级情谊,他们都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后来,甚至

看管他们的“造反派”都主动为他们洗衣做饭,愿意和他们交谈了《王国权回忆

录》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尽管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以坚定的马克思

义信仰对待这一切,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国家民政部:王国权同志生平。。直到1970年秋,王国权才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

下调回北京。

1970年,王国权接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刚刚到任,便受周总理派

遣,以总理特使身份,赴日本参加一位积极主张中日友好的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的吊唁活动

。这在当时两国尚未建交、关系特殊而又微妙的情况下,是一个大胆的非常之举,引起了世

界新闻界和各国政界的极大关注。每到一处,都有大批记者围前围后,有些记者甚至在他下

榻的东京办事处门外广场上,搭起帐篷,二十四小时监视、跟踪他的活动。但王国权毫不畏

惧,

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日本朝野各界人士,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还参加了东京

的一次反对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群众性集会,并同自民党重要人物三木武夫和各党派领袖

人物进行了会谈。这一系列活动,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日本共同社在一篇《对日

政界和财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中说:“对日本政界和财界产生巨大影响,王国权先生以

胜利者姿态回国。”王国权在日本逗留的一周时间里,除了参加已故松村的葬礼,出席日中

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的统一大会和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以外,还精力充沛地同政、

财界首脑和日中关系有关人士举行了会谈,对由于尼克松冲击而发生动摇的日本政、财界产

生了巨大影响。在《日本经济新闻》登载的《“王旋风”刮过,亲中国派得势》的述评中

这样评论王国权的访问:继今春随中国乒乓球队来访日本的王晓云(中日友好常务理事)之

后,这次又掀起了一次“王旋风”。可见王国权的这次出访日本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为中日

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的努力。

在中日友好协会和对外友协工作的3年,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外交部尚未恢复正常

,许多工作都交代给对外友协去做。又要完成任务,又要顶着各种压力工作,王国权甚至累

得吐了血。即使这样,他也坚持照常工作。好在有周总理的关怀与支持,许多工作总理都亲

自过问,遇有代表团来访,总理都要亲自接见。王国权心里既充实又高兴。

19735月,受“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正当中日友协和对外友协工作颇见成效的时候

,身体尚未复原的王国权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特命全权大使。澳大利亚是

19721221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作为大使,既肩负着对该国进行全面了解,又

要积极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任。因为对中国缺乏了解,当时的澳大利亚舆论认为中

国是“对亚洲潜在的威胁”,中澳建交将会导致“黄祸南下”。王国权根本顾不上身体不好

,又要顶着“四人帮”的政治压力,凭着一贯不服输的性格和两次对外出使的外交经验,带

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不失时机的与澳方政界要人和民间友好人士加强联系,很快扭转了他们

对中国的错误看法,解除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促进了两国之间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往来,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19779月到19788月,王国权奉命出使意大利,这是他作为外交使节的最后一站。时间

虽短,但他还是不辱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关系发展的使命,带着意大利人民的良好祝愿

,返回北京。

1978518,王国权被任命为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享受部长

级待遇)。离开他钟情、热爱、为之奋斗了22年的外交战线,回到变化极大又多年生疏了的

国内工作,一切都是全新的,王国权不无遗憾。但他决心从头学起,尽快适应国内不断变

的新情况,全力做好这项涉及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使党和政府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同心同德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

作为常务副部长,除协助部长程子华工作外,他主管农救司的业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

村贫困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讲,农救工作确实是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抓好这项工作

,他尽量做到多下基层,多接触实际,多了解群众疾苦,把优抚、安置、救济、救灾以及

社会福利等工作一一落到实处,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与照顾。王国权在我

国民政工作的恢复组建和发展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798月,为贯彻与实施《选举法》,他曾带队到辽宁省锦州市的北镇县(今北镇市)

进行选举工作试点,在3个月的蹲点过程中,他感到仿佛回到了当年战争和土改时期与老百

姓鱼水相依的亲切境地。因此,他不但抓好选举的试点,还就了解到的当地县级各部门、公

社机关、驻军无偿占用生产队土地、社员要求解决成分、有关部门在抓计划生育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等,分别向中央写了报告,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为农民分了

忧解了愁。

1982年,年届七十的王国权改任民政部顾问、党组成员,同年9月,出席党的十二大,并

加了主席团。10月,中央抽调王国权参加组织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工作。他亲自到天津等地蹲

,帮助配备省市两级领导班子。他不顾年事已高,在下边一蹲就是几个月,很好地完成了这

一极有意义的工作任务。

19836月,王国权出席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任民族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族工作是国家一项很重要也很复杂的工作,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情

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民族

工作

的破坏,虽经10年的拨乱反正,民族问题还是欠账很多,工作很艰巨。为做好各项工作,年

高体弱的王国权却多次到新疆、云南、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慰问、走访,并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令少数民族群众十分感动,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的开展。

19863月,王国权调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终于又有

了用武之地。在外事委员会主任耿飙的带领下,他团结一批外交工作的行家里手,解决

了很多我国在对许多友好国家交往和了解方面的欠缺问题。这期间,他还曾率代表团出访匈

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波兰四国,见到了当年的一批老朋友和许多国际友人,经过广

泛接触和了解,进一步促进了同这几个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往来,也借鉴了他们外事委员会的

许多工作经验,有利于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19884月,77岁的王国权从全国人大常委的岗位上离职休养。但他人虽离休,心却没有

离岗,不但时常想着、关心着他们曾经战斗、工作过的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建设,还

经常支持和参加一些老年学习、文化活动。曾担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书画函授

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德友协会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等职,

先后撰写并出版了《王国权回忆录》、《王国权文集》、《萍踪集》等书籍,继续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发挥余热,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王国权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

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一、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4 9 15日,王国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王国权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

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我国的外交和民政

等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勇于探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严于律己,顾全

大局,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王国权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本文出自《辽宁党史人物传》第14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发布时间:201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