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9年9月17日 438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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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流

沈流,原名沈贵枢,曾用名沈贵春,满族。1936年9月,在东北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7月,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被派赴太行山第115师第344旅供给部工作,任干事、党支部书记、分支委。1940年1月,调冀鲁豫军区直属队政治处工作,任干事、支委。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奉命返回东北,曾任辽阳市政府秘书长,辽阳县县委委员,辽阳县铧子区及烟台区区长、总区长、区委书记,沈抚联合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辽东分局干训班副主任,辽阳县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辽东省熊岳农业试验场监委书记兼场长、辽东省农林厅林政处处长、辽东省林业厅副厅长、辽宁省林业厅厅长、辽宁省气象局局长、辽宁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1987年,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其享受副省级待遇。

 

坎坷的童年和求学之路

 

沈流,原籍奉天省辽阳县铧子区棉花乡白旗沟屯。其父亲沈世昌(字荣久),原本是个庄稼人,念过几年私塾,由于不愿在家务农,便到安东(今丹东)做木材生意。在日本人开办的一个经营木材的公司任管事(相当于经理)。1917年沈流在安东市出生。沈流的母亲项庆梅,是沈世昌的续弦妻子,初通文字,虽是个典型封建式的贤妻良母,但又有着不甘于落人之后的性格,给沈流以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母亲生有一女一男,此外还有沈世昌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沈流3岁时,其父亲又娶了一房小妾,抛弃了沈流母子三人,母亲便带领沈流姐弟迁居凤凰城娘家。后又迁居至奉天,开了一家成衣铺,以做成衣和零活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1925年沈流9岁时,正值郭松龄反奉,当时社会很混乱,沈流母子三人生活顿时陷于十分困难状态。这时,在家乡的祖父听说后就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回辽阳老家。当时的沈家是个大家庭,除了祖父母外,还有叔叔、婶子、哥哥、姐姐、堂弟、堂妹等十六七口人,虽是庄户人家,有6间草房、70多亩地,有车有马,还有雇工,家里生活还很充裕。但是沈流的祖母是他的继祖母,她自己的亲生子女一大群,因此对沈流母子三人不太好,总是冷眼相看。他们母子三人处在这样的家庭,没有地位。

1928年,沈流11岁时,其父亲在奉天张作霖开办的兵工厂经商,在包做军阀某部皮大衣时,被同伙所骗,因欠债而被官府抄家,并株连到辽阳老家。在无奈的情况下,老家的祖父变卖一部分房屋田产,如数偿还了债务。并迁居到白旗沟屯。但是,老家的生活从此艰难起来。

沈流少年时回到农村老家后,由于山沟里没有学校,读书很困难。要读书就得去外地打米份(打米份:学生自带粮食,在亲戚家里吃住。)。母亲还是让他继续入学学习。但是,由于老家人口多,关系复杂,只能依靠母亲做家务活之余,到山上采野果卖钱的微薄收入供他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有时还是交不上学费,做不上制服。每当看到母亲的双手被荆棘扎得满是血泡时,除心疼母亲外,还萌生一种顽强的意念,就是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快点成才,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由于生活困难,他一边读书,一边种地、放猪,勉强维持到1931年沈流14岁时高小卒业。卒业后,他还想继续求学,可是这一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沈流母子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致使沈流无能力升学。家境的贫困和母亲品德的熏陶,培育了沈流勤奋好学、坚强向上的性格;社会动荡、国土沦陷,使沈流含蓄内向,增长了善于思考问题的能力。

1931年,沈流的家里决意让他在家务农,他自己不愿意,母亲也不甘心就此让儿子做个庄稼人。11月份,为了让沈流不在家吃闲饭,母亲四处奔走,总算托人在奉天给他找个洋服店当学徒工。那个年代的学徒工,如奴隶一样,起早贪黑手脚不停地干活,还要挨打受骂,根本学不到手艺。他在这里只住了20天,实在忍无可忍就跑回家中,惹得母亲伤心落泪。

1932年1月,性格倔强的母亲又四处托人给他在本溪石桥子油坊找了个工作,让他当店员,学做买卖。这个地方比洋服店稍好一些,但是店主打骂徒工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做零活外,还要滚油桶、扛粮包、搬豆饼、装卸火车。3个月后,不甘平庸的他又跑回了家中。母亲对他失望已极,流着眼泪对他说:“你阿玛(满语:父亲)不管我们,实指望你能有些出息,可是你什么也干不成,将来我们娘三个可怎么办啊?”可沈流却充满自信地说:“额娘(满语:母亲),你等着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母亲听后,泪如雨下。这时日本鬼子加剧奴役东北人民,又加上敌伪残酷统治,使东北人民的生活处于更加黑暗之中,人心惶恐,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沈流有一位堂叔沈祖昌,自东北陆军军事教导队毕业后一直在张学良身边,任少校侍卫副官。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他随东北军入关。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亲眼目睹东北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悲惨命运。这时,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这期间,东北大中学校师生不堪日寇蹂躏践踏,耻为亡国奴者,纷纷相继入关,会集于北平,食宿衣着极度困窘。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便商请张学良将军,设法临时筹建东北学院,商借北平市社会局西单皮库胡同仓库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免费收容逃亡进关的东北同胞,命名为东北学院,随后东北大学觅得彰义门内陆大旧址复校,东大另起炉灶,余下中小学生留在皮库胡同,1932年改称为东北中学。根据学历分为高、初中班,并请得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各校教师分担教学。首任校长王化一。这所中学全部官费,还发少量的津贴。

沈流的堂叔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写信给辽阳白旗沟老家,让族中几个符合条件、在家辍学务农的子弟来北平上学。沈流得知这一消息后,决意去北平。他认为如果在北平上不了学,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大帅府当警卫连长,可以当个勤务兵。母亲听说此事后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儿子又有了一个新的学习机会,这对望子成龙的她来讲,机会实在难得;悲的是,儿子当时只有15岁,关山万里,路途遥远,从此母子将分离,天各一方。但是母亲支持沈流去北平,她向儿子的姑妈借了15元现洋做路费,送儿子去北平读书。沈流遂于1932年春天,与这位堂叔的妻子及几个族中子弟一同来到了北平。最初他进入的是东北难民子弟职业中学,1932年东北中学正式成立,他考入东北中学初中部学习。

当时,东北中学主要是招收东北军军官子弟及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这些人因家乡沦陷而离别故土,他们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满怀壮志,愿为3000万东北父老兄弟报仇雪恨,所以思想上很容易接受共产党的一些抗日主张。东北中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东北籍干部。国民党当局对此恨之入骨,于是1941年在四川被国民党教育当局解散。

这个学习的机会可是来之不易,沈流抱着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拯救3000万东北父老乡亲的理想,而刻苦、努力学习。

1935年7月,蒋介石与日本人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协定要求东北军和东北学校一律撤出平津,沈流便随学校迁往豫鄂边界的鸡公山。临别前夕,他来到了这位堂叔家中,向他告别。堂叔鼓励他:你年轻,会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的。我公务在身,不能继续照顾你了,眼前的形势已表明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惜别在即,叔侄俩都很悲伤,为民族也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没有想到,叔侄俩的这一次分别竟是永别。“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彻底被整编,大部分将士转战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河破碎,身世飘摇,沈流的这位堂叔终因忧思过度积劳成疾,于1946年病逝。

1935年7月,沈流于东北中学初中部毕业,8月入东北中学继续读高中。于1937年8月高中二年修业,9月离开学校。随后就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在抗日斗争的洪流里经受考验锻炼

 

1935年,沈流在学校学习期间,曾参加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学生抗日救亡“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从这个时候起,沈流开始过问政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接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1936年春天,东北中学在“民先”进步力量的影响和引导下,成立了学生会和救亡组织,斗争日趋尖锐,并掀起了大规模的学潮,组织进步学生南下请愿。沈流积极参加学校罢课学潮、南下请愿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奔向武汉、南京、广水、孝感,一路上写标语、印传单,到农村城镇宣传、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华北失地”等革命口号。在校内开展激烈的斗争,反对“狗毛”(复兴社和CC团)的压迫,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政治迫害,要求学生自治、改善生活待遇等。在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和武装护校的斗争中,沈流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实面目,一方面对国民党感到憎恨和失望,对东北军的希望也成为泡影,另一方面,觉得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觉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救国纲领以及在陕甘宁处理与东北军的关系,都真正是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的,这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思想上开始主张正义,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终于在1936年9月,在鸡公山经吕伟功、李国贤二同学介绍,沈流同志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沈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于艰难而光荣的革命工作之中。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武汉国民党当局派军队围抄和镇压东北中学,抓走了部分进步学生和老师。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改编东北军,接收并改造东北学校(东大、东中),加紧了对学校进步师生的政治压迫。学校形势更加复杂。有反动党团的复兴社和CC团,他们为了把持校政,扩大势力而争权夺势,矛盾重重。在进步党派方面,有少数共产党和发展快、为数较多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春,沈流参加了由“民先”发动的武装护校斗争,这是一次反对国民党的反对派接收学校的斗争。沈流当时在学生自治会战时社会服务部里,负责印发传单、刷写宣传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等项工作。他们还组织读书会、时事分析会,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反对国民党接收学校等斗争。这时的沈流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信不疑,并因此遭到反动党团CC分子的暗害(未遂)。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军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但蒋介石顽固地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疯狂镇压抗日活动,到处逮捕进步分子,调兵清剿东北中学,残酷摧残抗日进步力量。当时东北中学的“民先”队员,根据组织的安排,纷纷离开学校,一部分奔赴敌后抗日救亡前线,一部分奔向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沈流和李国贤(抗日战争中牺牲)一起到武汉去找中共北方局派到武汉任抗日学兵队政治大队长的张克威同志。当时张克威正在武汉市招募学生,沈流在张克威的帮助下,参加了豫北181师抗日学兵队。

学兵队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队员们一方面要学习革命理论,如抗日统一战线、社会科学、游击战争等,一方面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全民抗战。大部队行军每到一地,学兵队都要先期到达,用贴标语、街头讲演、活报剧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大部队驻扎后,学兵队就组织起儿童、妇女和青年等,教唱抗日歌曲,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在斗争中,沈流认识到革命的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更认识到“革命需要我!”所以他同李国贤按捺不住高涨的革命热情,在学兵队工作了几个月后,又急于想去革命圣地延安,但因当时有国民党的封锁,未能去成。

1938年1月,沈流离开学兵队,回到东北中学临时复学,等待联络同学、筹备路费、找好关系后再去陕北。6月份,沈流同常克、刘钊同学等3人,通过武汉东北救亡总会(刘澜波负责)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部介绍,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招生委员会(罗炳辉在那儿负责)。他们在值班室登记后,找了几个房间也没找到人。后来,沈流随手推开一个房间的门,见到一张宽大办公桌的后面坐着一位中年人,身穿一件旧灰色制服,胳膊上还套着黑布套袖,头发向后梳着,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见有人进来便问道:“你们找谁呀?”同时抬头看了看进来的几个青年人。当沈流等人说明是来办理去延安手续的情况后,这个人站了起来,风趣地说:“已经闯进来了,坐吧。”他从沈流开始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原籍等。当得知他们是东北流亡学生时,轻轻叹口气说:“东北3000万同胞正在受难呢!收复白山黑水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年青一代了,你们的担子不轻啊。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到底,但是有人想打内战啊!”接着又说,“你们去延安,我们热烈欢迎,但是那里的条件艰苦,你们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要提高革命觉悟,坚定革命信念,一定打回老家去,不能半途而废。”说到这里,他看了一下手表,略带歉意地说,“时间有限,不能多谈了,带你们去办手续吧。”他率先走出房门。沈流和几个年轻人跟在后边,直到办完手续后,才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带他们来办手续的那个人,正是闻名遐迩的周恩来副主席。这可让几个年轻人吃惊不小,既兴奋又激动,想回去再找周副主席请教,被工作人员拒绝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这次宝贵的机会。

经过审查,办理好了组织手续,他们被介绍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达西安后,西安办事处又将他们介绍到陕北公学。当时正是敌人向黄河南岸进攻之际,敌人对平汉和陇海两铁路封锁严密。从西安到陕北,一路上国民党宪兵特务频繁地检查,至1938年夏,沈流等人总算安全通过各道关卡,到达了陕北旬邑。到达陕北后,他们被安排入陕北公学分校第35队学习。于1938年9月底,经张毅生、常克二同志介绍,沈流光荣地、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3个月,按期转正。也就是在这时,他将原名沈贵枢改为沈流。

沈流在陕北公学卒业后,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继续学习。沈流在辗转学习和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切身体验到国民党压制民主、破坏抗日、排斥异己、摧残进步力量等黑暗统治。通过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观逐渐明确,政治立场逐渐坚定,认清了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的正确性,坚定了革命信心,明确了奋斗目标,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认识到流离失所中的东北青年,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唯一的选择,别无他路可走。沈流终于彻底地分清了敌我,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立场,立下了革命的志向。

从此,沈流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党指向哪里,他就冲向哪里,就在那里为党无私无畏地工作、为人民任劳任怨地奉献。

1939年1月,抗日军政大学迁移到敌后,他在晋东南随八路军总司令部继续学习。1939年6月,沈流于抗大毕业。随后就被分配到太行山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第344旅黄克诚部供给处做干事、党支部书记、分支委工作。第115师下辖第343、344旅,当时第115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个主力部队之一(另两个为第119、120师),第344旅又为第115师的主力部队之一。旅长徐海东,黄克诚为政委,下辖第687、688团。1939年春,旅主力配合第129师在冀南反“扫荡”,取得香城固等战斗的胜利。2月,旅独立团和特务团进入冀鲁豫边区。

1940年1月,沈流随军转到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直属部任干事、支委(1940年2月6日,第344旅除第688团全部编入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1旅外,主力归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指挥)。

1942年9月,沈流又调入鲁西八军分区政治部任干事和党总支书记。1943年9月,调入鲁西二军分区基干团政治处,任干事、总支书记。1945年5—8月,在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总之,1939—1945年这6年多的时间里,沈流始终在军区的政治部机关里,做文化教员、教育干事、宣传干事、支书、分支委、总支委、总支书记等工作。正如沈流在简历中说的:我“对服从组织分配、执行组织命令上是忠实的、坚决的。”

 

返回东北投身解放战争

 

1945年9月“九三”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到内战不可避免的趋势,从东北的战略地位出发,安排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党龄较长、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东北籍的干部回东北,打回老家去,解放3000万东北同胞。这正是沈流多年的夙愿。他积极报名,并被批准随部队从山东辗转回到东北。一路上他听到了国民党打内战的枪声。他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绕道进入沈阳,找到了东北局。报到后,被派到辽阳市政府,做秘书长工作。当时沈阳至辽阳间,国民党敌特活动猖獗,他绕道辽阳市郊的弓长岭铁矿,找到组织后,转乘火车头进入辽阳市。当时辽阳市的秩序很乱,部分市民对共产党不理解,对国民党有正统观念,尤其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枢,公开进行反动宣传,对革命工作干扰极大。10月下旬,辽阳市、县政府宣告成立。那时的辽阳市、县的党政组织是一套班子,共十几个人,一个警卫连。市委书记宋新怀,市长谷正荣。不久,沈流受上级委派带几名学生组成工作组,去接收铧子伪街政府,改为铧子区公所。之后,他又受命转向烟台去筹建新区工作,于11月上旬正式成立了烟台区公所,薛兵同志任区长,沈流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兼副区长。区委依靠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动员一些有觉悟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积极分子参加区政府工作。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动的地主、土豪、劣绅、伪官吏等人不甘心共产党掌权,暗中造谣、污蔑、散布流言蜚语,说“共产党长不了,谁靠近共产党,谁给共产党干事,将来要杀头的,你们要留点后路,国民党要回来了”等等,用以恫吓群众、蛊惑人心,瓦解革命队伍。所以动员有能力的群众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是不容易的。当时敢出来参加工作的有:赵国才、赵素凡、史玉珩(即史航同志,沈流的夫人)、闫中镇、李明、王怀礼、张建勋、何奇、伍人杰等人。其中多数人意志坚定,跟着区委四处转战、打游击。但也有个别人没有树立起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临时撤退时,不辞而别了。

烟台区公所成立后,多次召开农民大会,号召揭发、清算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的罪行。没收了大地主、伪大村长苏乃恒(号印章,是大汉奸袁金凯的小舅子)和张子峰(前伪大村长、地主、土豪劣绅)的一些粮食、财产,收缴了5支长短枪和袁金凯保存的两皮箱地照。这次斗争罢免了伪大村长,改造了村伪政权,镇压了坏人,伸张了正义,使穷人政治上得到了翻身,生活上得到了救济,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有赵素凡、史玉珩、伍人杰和赵国才、王英波、谷安全等三女三男共6名群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更加激发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

这期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人民解放军撤出了沈阳市区,中共辽宁省委迁到苏家屯一带。烟台区地处前线,没有武装是不行的,遂将区警卫班扩充为区中队(30余人)。新建的区政权任务很重,既要摧毁敌伪政权,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又要征集粮草,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同时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动员群众搞各项建设。

为了发动群众,区政府开办临时学习班,组织贫雇农子女参加学习,沈流亲自讲课。主要讲抗战历史,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宣传妇女政治解放、经济独立等。又组织队伍,由窦绍文同志带队,到十里河、五里台、小烟台、大东山堡等乡镇宣传共产党政策,提高群众觉悟,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蒋介石已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处于紧要关头,国民党王牌新六军盘踞在苏家屯一线,我军主力则驻防在辽南地区,烟台区处于两军夹缝地带。沈流和区政府领导共同动员贫雇农子女参军,征集粮草,筹集资金上交县政府。1946年1月,在辽阳市、县委扩大会上,因烟台区工作出色,由沈流介绍了烟台区的工作经验,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1946年2月底,烟台区区长薛兵同志奉命调走。3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沈阳郊区后,就向辽阳大举进攻。这时,战场在辽沈边界的大小东山堡、苏家屯一带,战斗激烈,伤员陆续向辽阳铧子区运来。一天拂晓,烟台区接到县委紧急电话通知,要烟台和铧子两区区委、区政府立即撤退。沈流便和窦绍文带领队伍向铧子东部山区转移。敌人来势凶猛,幸有辽南地区的我军奉命阻击,掩护了队伍的撤退。我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即行战略转移,敌人很快就占领了辽阳。从此,太子河以北的烟台和铧子两区与县委断绝了联系,两区一起在铧子东部山区打游击。沈流和铧子区区委书记郭洪林都是辽阳县县委委员,两区处境相同,配合密切。敌人占领辽阳后,开始向东部本溪方向进攻,使游击队的活动范围逐步缩小,环境艰苦,斗争激烈,活动既困难又危险。这时,铧子区中队全部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巩固队伍是个重要问题。沈流立即提高了警惕,在队伍中加强了思想工作,坚定了胜利信心,对动摇分子采取主动精简和分给任务等措施,以此纯洁了队伍,保存了实力。他带出去的近20名干部和30名队员的区中队,最后干部剩10多人,区中队剩近20人。

1946年清明节前后,敌人开始向本溪进攻。辽宁省委决定将沈阳市郊区和辽阳县太子河以北的烟台、铧子两个区合并成立沈阳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之后,省委派出两路侦察员到辽阳跑了两天,找到了沈流和郭洪林带领的正在打游击的队伍。通知沈流和郭洪林同志速去沈阳的姚千户屯北的一个小村开会。焦若愚同志代表省委宣布决定:郭洪林任沈阳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沈流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并要求立即把队伍带到沈阳康大人山去整编。于是,沈流离开了辽阳。

1946年7月份,沈阳县并入抚顺市,成立沈抚联合县,沈流任县委宣传部部长。12月,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在临江成立,辖辽东省委、安东省委、辽南省委、旅大地委。沈流又奉命调到辽东分局干部训练班任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1947年6月,辽东分局干训班奉命改为辽东分局土改工作团。团长刘芝明(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沈流为第四土改工作队队长。土改工作团临行前,辽东分局书记陈云为全团干部做了动员报告,阐述了土改工作的意义,交代了政策和注意事项,又学习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沈流带领第四工作队进驻了柳河县。柳河县素有“小边外”之称,那里的地主恶霸靠血腥剥削和残害贫下中农发家,多数人有人命。土改工作队进驻后,觉悟了的农民情绪非常激动,要求报仇雪恨。沈流带领工作队严格掌握土改政策,贯彻没收地主土地,把财产分给贫下中农的政策,按照不杀人的原则,保证了党的土改政策的正确实施,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

1948年1—2月,沈流又调回了辽阳县,任辽阳县土改工作队队长、县委委员。这时土改工作即将结束。土改工作已告一段落,土改工作团也随即转入整风运动之中,整风就是在革命队伍中“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运动。沈流在整风运动中始终坚持既参加运动又领导运动。他鄙视那些离开延安就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干部,鄙视那些侵占贫下中农斗争胜利果实的行为,鄙视那些变相贪污腐化的作风。“三查”运动清除了革命队伍内的腐败分子,教育了党员,端正了党风,纯洁了党的队伍,扭转了不良的干部作风。“三查”运动中也证明了沈流是一位饱经革命斗争考验,具有坚强的党性,在物欲和美女面前毫不动摇的成熟的革命干部。

沈流在辽阳县当县长时,沈阳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剿总司令卫立煌部的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南地区大举进攻,辽南的人民解放军坚决进行了反击。1948年7月份,为挽救接连不断的败局,蒋介石飞抵沈阳“剿总”,指示卫立煌派主力部队攻打鞍山、辽阳。沈流、李承坤、范树林、何中心、何方等几位县委委员在刚刚过完“七一”3天,就撤出八里庄,转至下麻屯、亮甲山、翁家堡子一带打游击,同时积极建立区级政权组织,开展支前工作。在当年辽南地区农作物遭受严重虫害和风灾的情况下,组织群众搞副业,度荒年,支援前线。并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师资班,为新生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培养了大批干部。

 

               奋战在辽东省林业战线

 

1949年4月,沈流被任命为辽东省省立熊岳农业试验场监委书记兼场长。

1950年8月15日被调任辽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林政处处长。

沈流回东北后,工作频繁地调动,职务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重。但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他总是不辞辛苦、积极主动地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忘我地工作,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多年来,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任何职,他都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如今面对新的使命,沈流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将与绿色事业相伴终生。

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的森林资源,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掠夺和破坏,山区一片荒凉,山破林残,风、沙、水、旱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万状。辽东省农林厅林政处是新组建的处室,其任务就是恢复敌伪时期掠夺破坏造成的残破不堪的森林。对于林业,沈流并不陌生,甚至还有些偏爱。

他少年时期就生活在农村,村头的榆柳、校园里的绿茵伴随他成长。但此时的林业,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由于共和国的旗帜刚刚升起,战火尚未完全停息,饱经战火洗劫的森林仍在呻吟,林业百废待兴,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

沈流接任新组建的林政处处长职务时,他所面对的困难不只是山上残破的林相,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缺乏。当时的辽东省农林厅管辖范围不只是辽东大地,还包括现在吉林省的通化地区,而林政处只有十几个人,尤其缺少技术人员。上边缺干部,下边缺机构,范围广,人员少,想开展工作是鞭长莫及,困难重重。但沈流认为:党把这样重的一副担子交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困难再大,也在所不辞。

新中国刚刚成立,多少年来寸土没有的农民第一次当家做了山林土地的主人,他们缺乏林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之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大搞投机倒把活动,乱砍滥伐森林,倒买倒卖木材和部分农民随意垦荒、樵采、狩猎、用火等,使森林资源仍继续遭到威胁和破坏。1950年8月,在辽东省首届林政工作会议上,沈流审时度势,根据辖区内森林资源历史上遭受破坏严重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不宜以森工开发为主,而应是“以普遍地护林为主,而即将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走群众路线去进行造林工作”。当时,被大家称作“三十三字方针”。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首先在大长白山林区成立了武装护林大队,与此同时又建起了一支森林防火宣传队。这支护林防火宣传队深入林区,用演唱等文艺形式,宣传爱林护林的意义,宣传人民政府发展林业、建设林区的决心和有关林业的方针政策。为了加强纵横领导力度,各县、区也相继组建了林业科、股;发动群众订立护林公约,加强法制建设,有功者奖,违章者罚,奖惩严明。当时林政处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白某,烟瘾很大,不管走到哪里,嘴里的烟就叼到哪里,对群众的批评置若罔闻。群众到沈流处长面前告了他的状。沈流认为,这个事情说它小就小,说它大就会大得不得了,若是引起山火,其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为了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林政处对白某给予了严厉处分。

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芒。这个事情传开后,群众从共产党严明的纪律中,看到了人民政府兴林护林的决心。

不少老同志经常说:沈流当年主抓造林、护林的“三十三字方针”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当时的省情、林情。1950年,在开展普遍护林的同时,有计划地进行造林已纳入了沈流的工作日程。在造林工作上,他非常强调采种育苗的重要性。所以他首先着手恢复和建立国营林业苗圃,制定了“自用自采为主,自力更生与互相调剂相结合,积极支援缺种地区”的方针,发动群众采收各类林木种子。当年,辽东省的杨树采种工作名列全国之首,不仅自给,而且还支援了吉林、黑龙江两省。

1951年,在辽东省第二届林业工作会议上,沈流强调说:“我们辽东省有500万垧荒山,以每年造林5万垧计算,必须百年才能完成。这样大的事业若只靠政府投资,人、财、物力将受到限制,希望速成,是不容易的。目前,由于苗木的缺乏已经影响到了造林工作的开展。实践证明,苗木的生产不能只依靠公营苗圃,而是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既能节省政府资金,又能结合群众利益,得到群众保护,可短期见效。开展群众育苗。要适当给群众一些优惠的政策,凡是群众利用耕地经营苗木的,在未得收益前,可免征公粮;自有收益后三年起,再按该地耕种的农作物产量的三成计算征收公粮。”他说,“采种,不是有什么采什么,而是要根据造林的计划,需要什么树种就采什么树种,需要多少就采多少。”他提醒大家,“我省东部一带的原生林,不久即将采光,将来的采种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必须把落叶松、果松、杨树等树种,选择条件好的划为母树林,加强保护、抚育,留备采种。”为了把采种工作做好,他还提出了“培养英雄”的工作策略。他说:“英模是推动工作的桥梁和骨干,也是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各县、市应在造林、育苗、采种诸工作中,注意调查,发现英模要加以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使他们继续发挥他们的长处,发扬带头作用。

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育苗的积极性,1951年的采种育苗工作在全省普遍展开,采集的树种多,质量好,促进了育苗和造林事业的发展。因此,农林厅林政处受到了东北人民政府的表彰,沈流也受到了表扬。

根据沈流的讲话精神,全省除了开展国营造林外,还大力开展了公私合作造林。

同时,为了加强对造林工作的指导,林政处在清原、新宾、抚顺、本溪、辽阳、海城等县的18个乡(镇)设立小型的造林站,受县林政科的领导,造林技术由省林政处负责指导。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由于气候反常,久旱无雨,群众带着火种进山搞副业,造成辽东省的长白、临江、抚松等林区多处燃起了森林大火,直接威胁到林相最好的长白山西坡抚松县东岗林区,情况十分危急。山火是森林的最可怕的敌人。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保护辽东省仅有的、宝贵的长白山森林资源,东北人民政府连续下达扑灭山火的命令。

在山火面前,时间单位是以万分之一秒来计算的。沈流接到省里的指示,分秒不等地星夜奔赴抚松县火场的前沿指挥部,协同地方干部、群众扑火。他住在火场,吃在火场,日夜坚守在火场,指挥调人、运粮、营救伤员、组织发动群众,连续奋战20多个昼夜,终于把威胁重点林区的山火扑灭了,几百万亩的森林保住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保住了,可是沈流同志眼睛却熬红了,身体也累瘦了。而他却感到很欣慰,说从扑火的战斗中,不仅受到了锻炼,还学到了林业及相关知识,增长了才干,获得了扑火的经验。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在林业这个学科的领域里,对于森林资源、生态环境来说,“保护便是建设,恢复即是发展”。

1952年8月1日,辽东省人民政府将辽东省农林厅分成农业厅和林业厅。两厅分开后,更加有利于林业的发展了。在林业厅年度工作会议上,沈流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发动群众造林,除了造林地区的半劳力及妇女、儿童外,还要动员机关团体的职工和学校学生、生产部队等营造爱国林,或进行合作造林;二是根据《东北区承领公有荒山荒地造林办法》,号召群众向本市、县政府报领公有荒山荒地,在指定的期间内进行造林。承领荒山荒地进行造林者,有土地使用权及林产物所有权,并免征农业税。确定林权,发给林照,以其调动群众造林积极性。同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号召国营企业、工矿、铁路、学校、机关团体等需用木材的单位,向政府承领荒山,苗木自给自足,20年后解决本单位的用材问题,配合政府共同造林,早日消灭荒山荒地。

“大量的植树造林,苗木的生产就是个大问题。为此,在号召人人植树的同时,还号召村村育苗。每个行政村可试办小型苗圃一处(一亩),在自采、自育、自造、自护的原则下进行育苗和造林。这样既可绿化农村、护岸、护堤,又能营造村有林,增加村有财富,十年后可解决农村、农民用材及薪炭材的问题。同时承诺,群众利用园地或地头地脑育苗,生产的苗木由政府按照规定的价格收购,经费困难者,政府可酌情无息贷款。”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加快造林的速度、加快绿化的速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种苗工作,在积极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苗圃的同时,在本溪县草河口镇和临江县城郊各建一处自然低温种子库,以加强育苗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几年,沈流除了带领广大林业职工大搞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外,同时还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林业要发展,仅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思路、高涨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走科学发展林业的道路,必须培养林业自己的技术人才,必须开展林业科学研究。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林业战线是“一穷二白”,那个时候要搞科学研究,谈何容易。沈流的长处在于无论做什么事情,有胆略、有信心,这是他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从1952年开始,他就着手建立林业科学试验站。首先,为了建设西部防护林带和包括大连、丹东在内的沿海防护林,避免防护林带在彰武、康平受流沙阻挡而断条,与辽西省政府商定,在彰古台的大一间房建立了辽西省林业试验站,从事固沙造林技术的研究。

辽宁的林业试验站、科研所建立之初,缺少技术人员。沈流不忌嫌疑,一方面大胆招聘敌伪时期留下的林业科技人员;另一方面积极筹建中等林业学校,广泛招收社会上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加速培养林业干部。1953年4月16日,辽东省人民政府任命沈流为辽东省林业厅副厅长。沈流身为副厅长以后,对林业工作依然坚持两大目标:一个是增加森林资源,一个是减少水旱等自然灾害。所以,每年制定的林业建设方针政策都离不开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运动,尽快消灭荒山荒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造林是由各地基层林业工作站或森林经营所采用雇工方式雇用群众造林,民间则靠发动群众义务造林。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广大农民群众以朴素的爱国热情,在自己当家做主的土地上,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造林苗木由国家无偿提供,群众拉大帮、站大排、敲着锣、打着鼓、唱着革命歌曲上山造林,地块不固定,随意找,苗木品种不固定,有什么苗就栽什么苗。这样造林,形式上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实际上是缺乏统一规划,缺少技术指导,进度缓慢。这样盲目造林,结果是栽得多,活得少,界限不清、权属不明。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劳民伤财,浪费时间,制约林业发展,挫伤群众造林的积极性。为了尽快地扭转这种不良的势头,他一方面组织同志们认真学习东北人民政府1952年发布的《东北区承领公有荒山荒地和造林办法》等文件,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他亲自带队先后到新宾、新金(今普兰店市)等地,走乡串村,进行实地考察。他认真总结了新宾县贯彻落实“承领荒山荒地造林办法”、“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建立造林合作社”和新金县“建立林业生产队(组)”的经验,进行广泛宣传。为了保护群众的造林热情,省林业厅采取在造林后及时发放林照,明确林权归属,算清利益得失等办法,正确地贯彻落实林业方针政策,因而稳定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沈流在本年度工作总结中一再强调:“我们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需要大量的木材。根据资料统计,我国目前仅有可利用的木材是15亿立方米,可见森林资源是严重缺乏的。同时,根据科学计算,一个国家森林面积必须占国土面积的30%以上,才能发挥出森林的生态效益。为此要普遍作好护林工作,保护住现有森林,要保证大面积的国有森林不再遭受破坏,要着手更新和森林抚育,更新要跟上采伐,促进林木快速生长。所以林业工作者要肩负积极造林、封山育林的重任,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木材和森林资源的需要。”接着他提出了两个必须做到:第一个是必须做到纠正造林工作的形式主义,克服管栽不管活的现象。造林前要做好准备,加强技术指导和工作检查,提高质量,保证成活。要认真建立责任制,县、区领导要负一县一区造林的责任,既要负质量责任,又要负数量责任。在制定工作方针时,要以普遍做好护林护山为主,有计划、有重点地营造防护林、海防林、固沙林、水源林和资源林,认真彻底地封山育林,以期加速消灭荒山荒地,尽快恢复林相。第二个是必须健全和充实各级林业机构,提高林业干部的领导素质和技术水平,为将来林业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必须认识到林业工作的特点是分散性、艰苦性、长期性、科学性、复杂性。林业工作的对象就是山林,而山林的特点是面积广阔、偏僻、交通不便。加上树木是多年生植物,我们的工作不容易很快取得成绩。所以林业工作者要看到林业工作的光明前程,一要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支持祖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关系到国家与人民长远利益的事业,了解自己所肩负的是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人民谋福利的重大光荣任务,每个干部都要有这个事业心。有了事业心,还要钻研业务,要能做到“干哪行通哪行”、“由外行变内行,由内行变专家”。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己。二要看到林业工作是农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不问政策,孤立地去搞林业工作,那样会限制林业发展的。我们要大胆地将私有山林同农业生产一样的组织互助合作,同土地一样的组织入股。在组织工作形式上,不必另搞一套,就列为已有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生产内容之一,以其发挥集体经营的作用,还可避免乱砍滥伐。对荒山造林和森林抚育,都是有利的。

 

主持辽宁省林业厅工作十二年

 

1953年,作为山区林农合理地经营现有山林,充分发挥山林的作用,引导林农逐步走向农、林业生产相结合的试点——凤城县通远堡区曾家村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建立,辽东省林业厅组织干部对其进行了组织山林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1954年4月份,辽东省林业厅在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中,对山林入社的范围、入社山林的评价、经营管理、山林收益的分配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在试点里,林农看到了山林入社的前途和希望,纷纷打消顾虑,将山林入社,促进了全省山林互助合作工作的广泛开展。

1954年8月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正式成立辽宁省人民政府,下设林业局,即辽宁省人民政府林业局。

林业局成立后,把原辽西省政府在彰武、康平、昌图、法库、黑山、阜新、新民7个风沙重点区营造的防护林列为中心工作之一。这个防护林带,东西长220公里,南北长190公里,营造防护林28532公顷。这是大举向自然进军,向风沙夺取耕地,争取丰收,为农民取得安全和健康的居住条件,为工业、交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提供木材的重大举措。

为此,林业局首先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造林周”、“造林旬”等方式,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突击营造防护林,不仅广大农民自觉地加入了改造自然的行列,县、区、乡各级党政领导也深入现场参加造林,使造林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次是落实政策。在2月份召开的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沈流就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普遍做好保护森林,有计划地开展森林更新抚育,重点营造防护林、资源林和用材林。在水害较大的河流水系(浑河、太子河、东辽河、发河、柳河、碧流河等)的上游和两侧,营造水源林、护岸林,继续营造沿海海防林。在造林方式上,要重点进行国营造林,大力提倡群众合作、公私合作造林。认真执行村造村有、伙造伙有、谁造谁有,公私合作造林,二八分红、贷苗造林、育苗地免征公粮等项政策和自采、自育、自造的‘三自’造林方针,号召群众进行零星植树。”为了加强管理,林业局设置了种苗处。这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及时地解决了群众“怕占地”、“怕出官工”等思想顾虑,极大地提高了群众育苗造林的积极性。

第三是充分发挥了劳动模范和造林积极分子的作用,广泛发动共青团、妇联、学校、机关、部队、合作社等全社会各行各业的群众积极参加造林,使造林工作由分散的合同制逐步走向了集体的大规模的群众性造林。

1955年5月7日,辽宁省人民委员会通知,经国务院任命,沈流为辽宁省人民政府林业局局长。

这位辽宁省林业局局长此时此刻想的不是自己职务的变化,而是辽东、辽西两省合并后,把森林资源丰富的长白、抚松等十余个县划出去了,而把原辽西, , 省的土地贫瘠、气候干旱、风沙危害严重的朝阳和阜新等县划了进来。这一出一进,给辽宁省的森林资源状况和林业建设形势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历史转变、机构变革时期,沈流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和问题的复杂性。于是,他迅速地制定出相应的、新的方针政策。他首先从朝阳、阜新的荒山秃岭、气候干旱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势利导地在他制定的“三十三字方针”中增加上了“重点造林”的内容。同时,在战术上反复强调要贯彻“依靠群众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由公私合作造林为主逐步转向以村、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为基础的集体和个人合作造林,提倡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自动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苗出苗,有地出地,进一步重申入股分红、村造村有、伙造伙有、谁造谁有的政策。规划西部(西满)以防护林带为主,南部以海防林为重点,东部大搞水源涵养林。

这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省掀起了植树造林的高潮,推动了集体育苗事业的发展。在这种发展的形势下,国营苗圃的苗木就出现了滞销的新矛盾,致使有的县里领导提出了要撤销国营苗圃的要求。沈流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果断地指出国营苗圃的土地不能转做他用,并及时地提出了“国营苗圃在苗木品种和产业结构上要进行调整”的措施。这一正确的决策,解决了“苗木滞销”的矛盾,纠正了“要撤销国营苗圃”的不当做法,使国营苗圃的苗木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产业项目增多了,搞活了,国营苗圃很快就走出了困境,壮大了自己,扭转了苗木滞销的局面,保住了国营苗圃。同时,省林业局成立了采种队,促进了全省林业育苗和造林事业的发展。

1956年,为了提高造林质量和加快造林速度。沈流在森林集中连片的国有林区和群众力所不及的大面积荒山荒地,分期分批地建立起国营林场。先后在阜新县周家店,清原县湾甸子、大边沟,西丰县冰砬山,抚顺县大伙房和本溪县清河城6处建立了辽宁省首批国营林场。彻底地改变了辽宁没有国营林场,各地的造林和森林经营、资源保护等工作均由当地林业工作站或森林经营所负责的滞后局面。

就在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农民担心合作化会把林木无偿入社,或者怕作价不公自己吃亏,林木少的农民也怕作价太高,自己跟着吃亏。总之,都怕山林入社。于是,在某些地区就刮起了乱砍滥伐林木、毁林开荒之风。有很多的茂密森林,变成了疏林地,新植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相当低,有些已郁闭成片的新植林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平原地区群众的烧柴已处于困境。以上问题严重危及几年来的绿化成果。为了尽快刹住这股歪风,沈流同志带领同志们深入基层调查情况。根据1954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林业厅工作组关于《组织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山林入社试点工作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山林评价标准和方法,一面坚定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林木作价入社的指示,一面清理林权,宣传并落实“谁造谁有”的政策,让林农吃到了定心丸,很快刹住了乱砍滥伐、损害林木的歪风,保住了宝贵的森林。

同年9月,将盖平苗圃改为辽宁省林业局育苗试验站。由于辽宁中部平原地区的土地肥沃,又适宜发展杨树,所以,该试验站对周边地区杨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7年,全省国营林场发展到了37处。

据彰武县统计,自1952年以来,全省所营造的防护林带(包括其他增产措施),所带来的每公顷耕地平均粮食产量由650公斤,提高到710公斤,平均增产10%,而受灾面积相对减少80%。在南部黄海、渤海沿岸的旅大、盘山、安东等14个市县长达1650公里的海岸线上,营造了沿海防护林9625垧。这些海防林现已发挥出了巨大的防护效能。

全省森林经营管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省42个市、县实现了全省无森林火灾,90%以上的林区杜绝了山火和毁林的事件。

1958年1月11日,沈流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八年苦干绿化辽宁》的文章,科学地论述了林业与农业、水利的关系。文章说:“要保证农业大丰收,植树造林是很重要的方法,把林业和农业、水利分割开来,对立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水在自然界循环过程中,调节得好,就是水利,调节不好就是水灾。森林是水的‘银行’,是自然界里调节水自然循环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在水土,流失地区发展林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证农业大丰收和创造多种经营条件,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繁荣山区经济,提高和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苦干八年,完成绿化辽宁、绿化家乡的豪迈事业。”

接着,沈流又在2月5—9日召开的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代表省人委作题为“辽宁省林业发展规划和实现林业生产‘大跃进’”的报告。报告中他批判了林业生产中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八年绿化辽宁、三年绿化“四旁”的口号,并把原计划当年造林12万公顷的计划,修改成24万公顷,即所谓“计划翻一番”。为了完成计划,要求“人人采种,社社育苗”,掀起群众性的绿化高潮。为了保证造林的进度和质量,适应“大跃进”中林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省林业局将种苗处改为种苗局。是年,全省县办国营苗圃发展到了47处,为全省大力发展造林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林业工作会议上,沈流又提出了全省林业要实行林场化管理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一年,国营林场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07处,其中9处是在集中连片的平原沙荒地区建立的国营机械化林场。从此,辽宁省就迈开了国营机械造林的步伐。

由于农牧业生产的“大跃进”,使朝阳地区的畜牧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山羊的发展数量猛增,但牧场的数量没有同比增加,使羊到处啃树,破坏了大片的林木,引发了林牧矛盾。为了尽快地解决林牧之间的矛盾,沈流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他一面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一面组织力量逐层向各级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

7月9—16日召开的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他用“总路线”检查过去工作,批判了保守思想,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大任务,即大力造林,贯彻“依靠合作社造林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国营造林”的方针,争取三年绿化辽宁;积极开展森林经营和采伐,在做好护林的同时,积极开展小规模采伐和抚育采伐,每年生产上百万立方米木材;大办木材加工和林产化学工业。提出“土洋结合,先上马后提高”的口号;改良工具和技术革新。争取3年实现造林整地、抚育、采运机械化、电气化;开展多种经营,为林业机械化、电气化积累资金。

建设绿色辽宁是辽宁人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美好夙愿,而沈流在50年前提出了“绿化辽宁”的口号,当时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有片面追求高速度、追求高指标等不切实际的要求,带有“大跃进”的色彩,但在当时却更多地体现了他对林业工作的钟爱、执著和超前意识。

沈流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难时刻,他总是善于向前看。他始终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大跃进”时期建起来的林场,招进来一大批工人,这个时候竟开不出工资,吃不上饭,工人纷纷出走,一些林场极为困难。当时有些地方领导甚至提出撤掉林场的要求,国营林场的形势极为严峻。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保人保场,沈流根据林业的特点,大胆地提出“发挥林场优势,大搞多种经营,兴办一校、五园、八场(厂),号召林场工人开荒种地、种菜、发展养猪养鸡等副业共渡过难关”的设想。他的设想很快就被多数林场所接受。

1958年4月3日,辽宁省林业局在建平县富山乡建立了辽宁省林业局水土保持林试验站。由于西部地区气候干旱,雨量稀少,土壤贫瘠,造林难度大,成活率低。在此建立水土保持林试验站,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给群众提供干旱地区造林技术,以加快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辽东地区的丹东、本溪、抚顺各市的森林资源较多,是我省的重点林区,那里的山高林密、气候湿润冷凉。为了科学地经营东部山区现有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1958年4月3日,将本溪县草河口苗圃与本溪县草河口森林经营所合并,成立辽宁省林业局试验林场,从事森林经营技术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经营和保护好这些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也在这一年成立。

1959年,全省自解放以来,共采集树木种子达2167.9万公斤,育苗3.2863万垧,生产苗木134.4349亿株,完成“四旁”零星植树16.0150亿株,迹地更新5819垧,封山育林70.6661万垧,在防护林带区域内营造沙丘林2.4852万垧,水土保持林3.91万垧,护堤岸林8109垧和其他林种4.8823万垧,造林成活率均达70%以上。1949—1959年10年间的造林总面积,相当于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1.5%,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造林总和的5倍多,使全省的森林覆被率由解放当时的12%增加到23.5%。同时,造林质量逐年提高,林木生长良好,树高已达到了3—5米,开始发挥防风固沙保田保产的作用。昌图县在林带保护下的10万垧耕地,由于风沙灾害减少,每年增产粮食150万—170万斤。

为了根治风、沙、水、旱等各种自然灾害,省林业局又发动群众一鼓作气,在非林带区的西北沙荒和辽东山区以及省内300百多条大小河流两岸,分别营造了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护林、护堤岸林、防沙林、水源涵养林、用材林等。其中仅农田防护林就有824495垧,占造林面积的50.7%。为了建立起大面积的用材林基地,在西北平原和东部清原、新宾、抚顺等地还营造了以杨树、落叶松、黑松等为主的用材林39.9853万垧,占造林面积的24.6%;在凤城、盖平、绥中、复县(今瓦房店市)等地营造了柞蚕林、桑林、果木林、木本油料林、薪炭林等特用经济林259895垧,占造林面积的16%;在城市、工厂、矿山附近还营造了各种纪念林和风景林等14.0852万垧,占造林面积的8.7%。此外,还广泛地开展了零星植树。锦州、吉林、齐齐哈尔、沈阳4个铁路管理局还在省内的沈山、沈吉、平齐、沈安等大小17条铁路两侧栽植起2734公里的防护林。在各主要公路、乡路两旁进行绿化。纵横交错的绿色山脉、森林、林荫道、果园和城乡的环形林带,把全省打扮得丰满秀丽。

有些理论家撰文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化祖国、植树造林运动,已初步体现了中国现代环境保护意识的萌芽,其参与规模及社会影响均已达到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标准,因此可被视为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声。

20世纪60年代初,林业部要求全国林业要实现林场化管理的时候,辽宁省林业林场的数量已

经接近饱和,林场化管理已经取得了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沈流这种超前的构想能力,不仅让辽宁省的林业发展有了稳固的组织基础,而且还跻身于全国的先进行列。

1960年,此时的辽宁林业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月14日,沈流在《辽宁日报》上撰文,赞扬林业建设已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领导干部和劳动模范带头上山造林,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战斗情绪,绿化高潮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找到了开展群众造林运动的方法,就是开展千亩林、万亩林运动,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力量,在一个山头、一条河流、一片沙荒、一条道路及一个村镇,进行全面绿化;实行种苗、劳力互相支援,实行造林大协作;突击性的大兵团作战和坚持常年的专业组织相结合等方法。号召全省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鼓足革命干劲,全面掀起林业生产新高潮”。他确立的林业建设目标是:迅速改变全省的自然面貌,战胜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证农业大丰收,尽快达到省内木材自给,并大量供应工业原料和林副产品。任务是加速绿化一切荒山荒地,积极营造防护林、用材林和经济林的建设。他提出林业生产一定要实现林场化、基地化、丰产化和机械化。因为林场化是基地化、丰产化、机械化的组织保证。所以他要求社社办林场,有条件的生产队也要办林场,争取做到有林就有场。在他的号召下,全省的社办林场蓬勃发展。

2月6日,刘俊喜在《辽宁日报》第1版发表文章说:目前,全省社办林场已经发展到146处、队办林场718处,还有林业生产队1248个,许多县已经做到了社社有林场、队队有林场,实现了林场化,形成了一支专业的产业军,在林业生产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1960年,那是任何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忘记的岁月。天灾人祸一齐向神州大地袭来,粮食减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2月9日,省林业局召开了全省林业工作会议,讨论了沈流发展多种经营的规划,明确了国营林场、苗圃,要建起“一校(林业学校)、3五园(果园、桑园、木本粮油园、干菜园、药材园)、八场(小型木材加工厂、栲胶厂、木材干馏厂、纤维厂、纸浆厂、榨油厂、酿酒厂、芳香油厂)”,迅速地发展多种经营。没有人才和技术,就办技术学校、办培训班。一时间,种植园、养殖场、农场、加工厂等纷纷上马。形势很快就好转了,难关渡过了,工人不走了,林场保住了。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林业的大发展和开展林业多种经营生产打下了丰富的资源基础。

1960年5月12日,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辽宁省林业局改为林业厅。同年11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批准沈流为辽宁省林业厅厅长。

1961年9月13日,鉴于杨树是辽宁省平原绿化的主要树种,为了确保“重点造林”方针的实施,将盖平育苗试验站改为辽宁省林业厅盖平杨树试验站。12月27日,在旅大市甘井子区创建了辽宁省经济林研究所,主要从事经济林的选种、育种及栽培技术的研究。

1961年底,全省林业科研单位增加到6个,职工人数由开始时的15人增加到310人。

1962年,将清原县湾甸子林场改为辽宁湾甸子试验林场,属林业部领导,林业部委托辽宁省林业厅代管。林场除了生产任务外,还要完成林业厅科学研究任务。

1962年底的时候,全省林业科研单位达6个,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达到63人。

1963年,为了推动西北部风沙干旱地区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辽宁省林业厅又提出对社队无力经营的大片荒山荒地实施国家和社队合作造林。首先在建平县沙海公社开展国合造林试点。由国家出苗木、出造林技术,社队出造林地、出劳动力,并负责造林后的保护管理,双方签订合同,效益二八分成。同年,国家林业部惠中权副部长到辽宁朝阳地区视察,他认为辽宁省开展的国家和集体合作造林,既能扶持群众,又能加快绿化步伐;既解决了造林用地和劳动力的问题,又解决了保护和管理问题;既省了钱,又提高了质量,应予大力支持。

1963年,关于朝阳地区发展牧业,破坏大片林木,引发林牧之间矛盾的问题,经过沈流等各级领导不断地向上级汇报,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逐层向各级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9月1日,中共辽宁省委批转了黄欧东、张庆泰《关于朝阳地区山区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朝阳全区90%的地方未能很好地封山育林、育草,人畜破坏相当严重,破坏与贫困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开展群众性的治山治水活动,第一,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第二,普遍地进行封山育林、育草;第三,认真保护林木,积极植树造林;第四,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水利;第五,引洪淤地,扩大耕地面积”。为了加快山区建设,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林牧矛盾问题。突出的是山羊问题;第二,烧柴问题;第三,扶助困难队问题;第四,适当调整征购粮任务和减少返销问题;第五,加强山区建设的技术力量。”有了尚方宝剑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支持,很快就化解了朝阳地区林牧之间的矛盾,保住了松林。

1964年,林业部在建平、凌源两县大搞国合造林,年投资100万元,增拨编制100名,县里成立了国合造林总站,各公社设国合造林站,具体指导国合造林工作。随后,辽宁省首创的国合造林的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

1965年,辽宁省林业厅又在国合造林的基础上,制定了《辽宁省国社合作造林试行办法》,明确了厂矿企业造林要以林场为基地,实行国营造林、国合造林、委托造林并举,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国合造林的方针。

这一时期,除了发展国合造林外,沈流还提出了辽宁的造林事业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在发展群众造林的同时,发展国营造林,特别是重点地区造林,要由省拨给造林工资,由省、市、县林业部门共同勘探设计,统一调运苗木,由造林地附近的村民出工造林,分片划段,层层负责,包栽包活。用国营造林的办法,先后在本溪县的草河口,清原县的湾甸子、大边沟,阜新的周家店等地营造了大面积的落叶松、红松、油松等人工林。这些人工林现已成为辽宁省森林资源中的珍品。至1965年,全省国营林场造林面积已达236.5万亩。自解放以来,全省所营造的人工林,不仅是辽宁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正在发挥着无法估量的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改变局部地区气候的生态效应。

辽宁的林业由于在沈流主持工作期间自始至终坚持造林、护林的方针,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省的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实现了3个翻番。尤其是同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工林面积,达2453.66万亩,占全省有林面积的39%。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造林绿化的成果凝结着几代人的艰辛和血汗。在辽宁的绿色丰碑上,不仅闪烁着所有建造者永不褪色的光辉,而且还铭刻着它的奠基人的卓著功绩。

 

逆境的考验

 

1966年3月9日,辽宁省林业厅召开了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厅长沈流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群众,发扬大寨精神,掀起林业生产新高潮”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了全省林业建设总的任务是:“以改造西部、西北部风沙干旱地区为重点,实行造林、育林、护林同时并举,在大力搞好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他说:“植树造林是改天换地、保障农业稳产高产的根本性措施,必须根据省委的指示,依靠群众造林、积极发展国合造林,有计划地进行国营造林,继续贯彻‘集体造林与国营造林并举,以集体造林为主’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以西部、西北部风沙干旱地区为重点,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正当辽宁的林业建设按照沈流设计的蓝图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浩劫中辽宁的林业工作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都受到了干扰。1967年2月沈流被打倒、批斗。1968年5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省林业厅和其他农口各厅局的干部,都集中到辽宁省水电厅办学习班。

1969年秋,广大干部被迫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年沈流去了盘锦“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

这时,沈流的爱人史航同志随辽宁中医学院被打倒的当权派一起去了桓仁,四个孩子被分到昌图县,每人去一个公社接受再教育。他的最小的儿子留在了沈阳,住在原来家中(老林校院里)的一间屋里,家中的其他房间已被(造反派)占领。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当时是14岁,在长期见不到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也没有他们消息的情况下,群众组织每月给他5元钱,他就用这5元钱买菜、买米、买煤等生活用品,独立生活了两年。

1970年6月,沈流被“解放”了,当沈流站到家门口时,他的小儿子几乎不认识爸爸了。

沈流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就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农业组农林局副局长。当时辽宁省革委会农业组主要是解放军代表、贫下中农代表掌权,革命领导干部只是形式需要附设的,在“四人帮”及其辽宁省代表人物的操纵下,辽宁省革委会贯彻的完全是一条极左路线,大力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沈流在农林局工作期间,顶住极左路线的压力,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工作,为绿化辽宁秀美山川做出了贡献。

1972年6月5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沈流为辽宁省林业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沈流才真正重新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林业战线。

1973年4月13日,在中共辽宁省林业局党员大会上,沈流代表林业局党的核心小组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积极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在遭受日伪和国民党严重破坏的残林迹地和荒山秃岭上,又重新长起了4500多万亩森林,加上新植人工林4500万亩,使我省现有森林面积达到9000多万亩。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还应看到,林业建设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主要是“两乱”(乱砍滥伐、乱收滥购)和“两低”(造林成活率低、保存率低)的问题。为了更快地解决“两乱”问题,我们首先要认真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的(1967)305号文件精神、落实党的林业政策、国营林场一定要坚持以林为主的经营方针。其次要继续贯彻执行依靠群众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合”造林和国营造林的方针,防止和纠正忽视群众造林的倾向。进一步落实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宅旁自造自有的政策。第三要搞好林权清理工作,处理好林权纠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提高造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5月3日,中共辽宁省委通知,同意沈流为中共辽宁省林业局委员会书记,由沈流、由森、刘宗泽、史景源和一位军代表组成中共辽宁省林业局委员会常委会,任命沈流为辽宁省林业局局长。辽宁林业又重新走上了恢复阶段。

1974年1月,沈流重新回到全省林业战线总指挥位置上,开始把他在“干校”劳动时对辽宁林业发展的思考付诸于实践。11日,沈流在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作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林业》的报告中强调:“发展山林资源,要处理好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的关系,做到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在积极发展用材林的同时,要发展经济林、薪炭林、水土保持林、防护林和绿肥林”;“就林业部门来说,必须树立全局观点,不能把林业同其他各行各业对立起来,发展林业要和整个山区建设结合起来,主动地为农、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贯彻落实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同时宣布辽宁省“1974年内实现大面积封山育林;三年左右绿化四旁;五年左右建成农田防护林体系;七年左右建成用材林基地;十年林业上纲要;十五年省内农村用材自给”的规划。

1975年5月17日,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辽宁省委决定,将原林业局、农业局、水产局三局合并成立农林局。沈流被调到辽宁省气象局任局长。

是金子,放在哪儿都发光。沈流到气象局上任时,看到局里的办公场所和住房都十分困难。因气象局是事业局,经费由中央气象局直接管理。为了缓解困境,沈流多次带领气象局的同志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以求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他的努力感动了上级相关部门的领导,对他们的困境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国家气象局终于拨来了建设辽宁省气象大楼的专项经费。接着,他又带领气象局的全体同志,奋战近一年的时间,把大楼建起来了。

1976年,当时的林业部部长雍文涛同志在北京向辽宁省政府建议,沈流还应回到林业战线上来,雍部长说:辽宁的林业在全国影响很大,辽宁林业的生产、建设、发展的所有情况都装在沈流的心里,哪座山栽的什么树、造的什么林,他都一清二楚,这样的人去做气象工作不太适合,建议沈流继续留在辽宁省林业局工作。

 

再返林业战线

 

1977年6月10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通知,辽宁省林业局组建党组,任命沈流为中共辽宁省林业局党组书记、辽宁省林业局局长。沈流在气象局只工作了一年,还没有来得及在亲自参加建设的气象局大楼里住上一天,就又回到他所钟情的绿色事业上来。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和多行业工作的锻炼,这时的沈流已是一位具有是非分明、老练成熟的指挥者了。他坚信辽宁林业走过的路是符合辽宁林业实际情况的,他要继续执著地追求绿色事业,他不怕将来再有人批判他复旧。他把瘫痪的和解散的各个机构一个一个地健全起来,把下迁的林业学校迁了回来,把混乱的教学秩序规范起来,把下放的人员召回来,房子没有了又建起来。总之,他一面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遗留问题,一面继续设计着林业事业未来发展的蓝图。

1978年10月17日,为了进一步加强林业科学研究工作,将原辽西省林业试验站定名为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治沙造林基层科研单位;将辽宁省林业厅盖平杨树试验站改为辽宁省杨树研究所。主要从事杨树的良种选育、速生丰产林栽培技术的研究;将辽宁省林业局试验林场改为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将辽宁省林业局水土保持林试验站改为辽宁省干旱地区造林研究所,以加强干旱地区造林技术的研究,为尽快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提供机构保障和技术保障。

在全省林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安排和布局上,沈流别具匠心。他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的特征,设置不同专业的研究所。为使科学研究直接为生产和建设服务,他又提出了按学科、分专业就地建立研究机构的决策。这样不仅可避免重复试验,同时又易于早出成果。各试验站、科研院所建起之后,使得各类专业人才实现了相对集中,各专业重点课题的研究得到了加强。同时,林业的科学研究逐渐从农业附属中分离出来,建成了独立的林业科研体系。许多国营林场和苗圃以及一些教学和生产管理单位都参加了科学研究工作,使林业科学研究深入到采种、育苗、造林、经营、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生产环节。为促进辽宁林业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辽宁省的这种因地制宜地建立林业科研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受到了林业部的表扬和赞赏,至今在全国仍是独一无二的。

1978年12月8日,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防护林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省委书记张新村任组长,副省长王光中、赵奇和省林业局局长沈流任副组长。辽宁林业要恢复、要整顿、要振兴、要改革,形势紧迫,重任在肩。沈流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亲自深入林区进行调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

1979年3月21日,沈流在辽宁省建设“三北”防护林动员大会上指出:辽宁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建设任务,占“三北”防护林建设总任务量的八分之一。与此同时,辽宁还将以此为骨干,配以农田防护林、基本牧场防护林和水土保持林等。规划实现后,北部防风固沙林带、西拉沐沦河两岸的防护林、牧场防护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及四旁植树造林将连接起来,形成带、片、网交错的连绵千里的防护林体系,可使辽宁1000万亩耕地和400万亩牧场,减免风沙危害,并进一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当地烧柴困难和用材不足的局面。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沈流强调要坚持科学造林。他把人民群众的造林经验概括成四个技术关键:活不活在于水(土壤和苗木的水分),长得好与坏在于树和地(适地适树),成林不成林在于管护,成材不成材在于抚育。就是要求要适地适树、细致整地、良种壮苗、密度合理、精心种植和抚育管护等;有“三北”防护林建设任务的县、旗,要按照“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的方针,多育苗、育壮苗;要认真贯彻执行“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方针,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要大力宣传《森林法》和护林布告,刹住毁林歪风,巩固绿化成果。

1979年5月15日,沈流在东部林区林业局长、林产公司经理、财会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东部林区的10个县、区,是我省木材的集中产区,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不论是国营林场还是集体单位生产的木材,都必须统一交售给林产工业公司,由林产工业公司按市、县计委的分配计划,调拨给需材单位,不准自由贸易,不准产销见面,需材部门不准直接进入林区收购或外运木材。不论是国营林场,还是社、队林场,都不能搞以木易物、拉关系走后门私买私卖木材。国营和社、队林场加工林副产品,只准利用等外材、梢头和枝丫,严禁利用等内材。总之,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全省的得来不易的森林,保护好山区人民赖以生存的森林资源。

1979年7月22—25日,省林业局召开全省林木种子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一定要坚持“造什么林,育什么苗,采什么种”的原则,贯彻“自用自采,互相调剂,积极支援”的采种方针。在种子管理上继续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法,即省管种子的上调和调入,市、地管本地区需用的种子和市、地间调剂的种子,县级管自采自用的种子。为了抓好种子这件大事,省林业局还讨论制定了《辽宁省林木种子经营管理工作条例》。

为了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决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1979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大方针、大决策的指引下,沈流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林业战线取得的成绩和仍然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了“在调整中加快林业建设”的发展方针,并及时地制定了《辽宁省林业调整的初步方案》。明确了在三年调整中,林业战线要抓好的几项工作:一要尽快恢复全省的生态平衡,彻底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要保护好我省东部山林,尽快恢复西部山林,从根本上解决西部风沙干旱、中部水源不足、洪涝频繁的问题,以期达到恢复全省的生态平衡,提高全省森林覆被率,这是全省林业建设的重点。二要调整林业生产建设的布局和林业经济内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即生产建设项目的布局要因地制宜,适当集中。东部山区要建设兼顾水源涵养的速生用材林基地;西部山区要营建以水土保持为主要目的的防护林和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在低山丘陵区要发展多种经济林;西部风沙区一定要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三北”防护林建设任务;南部沿海丘陵区要以经济林为主,营建海防林和以核桃、柿子、板栗为主的木本粮油基地;中部平原区要结合农田林网化和“四旁”绿化,发展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国营和集体林业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增加对集体林业的扶持,要使集体林业有个大发展,让林区社队先富起来;要调整林业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加速建设种子园和母树林,减少主伐面积,增加抚育面积。三要依法治林,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首要的是贯彻《森林法》。《森林法》是绿化祖国、造福子孙的大法,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武器。现在有人说“林业厅把林业管得太严,管得太死”;有的地方还以让社队先富起来、经济活跃起来为借口,或片面地理解生产队“自主权”的含义,又举起了斧子砍树。只顾眼前利益,结果把森林破坏了。经营林业不能像经营庄稼那样,到秋天全部割掉。林业关系到气候、雨量和水源涵养,关系到下游的安危,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全局。因此,必须要有生态观点、全局观点,绝不允许以“自主权”为借口,各自为政,乱砍滥伐森林。四要搞好限期造林。在限期内没有完成造林任务,又没有正当理由的,凡是国有的宜林荒山荒地,要追究领导责任;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由国家安排造林,林木的收益归造林单位所有,这是国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重要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积极地去贯彻执行。五要整顿好社队林场。社队林场是林业建设的基层生产单位,是搞好山区建设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凡是集体林搞得好的,都是社队林场办得好。因此,林业建设的重点应放在集体林业上。社队办的林场要认真地贯彻“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用”的方针,要以不断增加森林覆被率为中心,积极造林,保护管理好现有森林。林场的组织形式,要以大队统一领导、生产队联办的形式为主,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大队办林场,但不得改变山林权属,不能搞一平二调,以免挫伤个人和集体的造林和营林的积极性。要坚决制止拆散社队林场、解散专业人员的倾向,以促进集体林业的发展。六要继续贯彻执行以林为主的方针。以林为主的方针是由过去单打一、一刀切,转向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大变化,是按区域化、专业化原则建设我省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布局的合理调整,是林业建设向基地化发展的重要步骤。因此,各项政策、措施、机构和工作方法都要随之调整。

1980年11月5日,沈流在《关于辽宁省林业奖罚条例(试行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过去许多行之有效的林业政策、法令、规定都被废止,林业管理机构被削弱。尽管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力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林业机构有所恢复,各级公、检、法和宣传部门积极配合宣传贯彻《森林法》,但是,森林管护上的混乱局面仍未根本扭转,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不断增加。”“有些同志只知道砍树卖钱,不懂得森林的防护作用,不了解森林不仅是农牧业的天然屏障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不了解破坏森林、破坏生态平衡,将会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何等严重的危害。他们只看局部的、眼前的利益,不顾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大搞所谓‘砍树致富’。这种想法和做法,不论其动机如何,都在实际上起到了破坏森林、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作用。我们共产党人、林业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绝不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沈流在这份《说明》中还强调:“我省是一个山区比重较大的省份,不恢复山区植被,就不可能有农业的丰收和畜牧业的发展。辽西山区,由于缺林少树,而风沙干旱灾害频繁,严重地影响农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东部的青山,就没有辽河、浑河、太子河、清河、柴河等河里的绿水,也就没有中部平原的良田,也就破坏了下游七个大中工业城市的水源。保护东部山区的森林资源,就是保护中部粮仓和工业城市。”

1981年4月,辽宁省林业局提出《辽宁省林业调整的初步方案》。方案强调,林业要在继续发展中进行调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有进有退,循序渐进。方案中明确了“六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良种壮苗、提高造林质量、加强现有森林的管护和经营等问题。同时大力加强科研教育和各项基础工作,为加快绿化、增加覆盖率、扩大森林资源打下扎实基础。

1981年9月17日,在辽宁省第二次平原绿化现场会上,沈流在讲话中首先强调:平原绿化,势在必行。平原是产粮区,长期受以粮为纲思想的束缚,有林粮对立的思想观念。然而,实践胜于雄辩,凡是造起林带林网的地方,风就小,受灾就轻。同时,平原绿化还可解决平原地区经营单一、增收困难、用材奇缺、烧柴不足等群众切身的困难。所以,辽宁必须着重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把造林重点放在平原丘陵农区的指示,总结和推广各地的先进经验,像昌图县宝力公社那样,即“抓林业像抓农业一样,抓造林像抓种地一样,抓育苗像抓制种一样,抓护林像抓护秋一样”,以推动全省的平原绿化工作。

其次强调:继续抓紧稳定山林权,处理好林权纠纷,划分自留山。各地的经验证明:凡是抓了稳定山林权,划分自留山的地方,都出现了新气象。群众造林的积极性高了,护林育林的积极性高了,毁坏森林的少了,森林火灾少了。说明稳定山林权、划分自留山,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措施。各市、县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建立领导小组,组织专门工作队,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继续抓紧抓好稳定山林权、处理好林权纠纷、划分自留山。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省林业局坚定地保护森林资源的态度,使砍树风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从而保住了辽宁的森林资源。

第三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要求各地要根据中共中央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精神,对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进行调查研究。从较好的试点和典型中不难看出: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其效果是明显的,凡是责任制搞得好的地方,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就高,苗子长得齐,产量高;封山就能封得住;乱砍滥伐管得住;山林火灾防得住。林业生产责任制体现了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责任和报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发展林业生产的又一根本措施,要进一步抓好。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单靠林业部门是不够的,要主动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争取把这项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抓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同时抓好林业生产责任制,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检查总结。林业部门领导要从林业生长周期长、公益性强以及毁林容易造林难的特点出发,研究解决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各种问题。

 

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1981年10月10日,沈流在全省国营苗圃经验交流会的总结中,对与会人员提出希望时说:“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定方向、鼓干劲的会,大家要长志气、树雄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接着他郑重地说,“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大力植树造林加速绿化的通知》中要求,到1990年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将要达到30%,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不从思想上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这个任务就会变成了空谈。我们要看到林业事业永远不会完结,造林没有完,育苗就不会停止。我主张,今后要从营造速生丰产林和国合造林的投资中,拿出一部分费用给国营苗圃,支持他们培育良种壮苗,然后再与集体签订合同,营造国合速生丰产林,或与国营林场联合造林。从现在卖大苗开始,三四年后可以卖椽材,五六年后可以卖檩材,八九年后可以卖梁材。既为国家积累资金搞活苗圃经济,又扶持了社队指导群众育苗,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沈流的这一构想整整超前了30年。

1981—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精神,辽宁省林业局在全省开展了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即林业“三定”工作。林业“三定”是调整林业生产关系,保护现有森林资源,加速发展林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林业战线上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一项重大措施。沈流说:“省林业局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既要发展造林事业,又要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所以在开展“三定”期间。他坚定地强调:群众划分自留山,主要是荒山、灌丛;集体柴场只能打柴,不得砍树。坚持现有森林要由集体统一经营,不能划分到户,对全省的森林资源要实行严格控制。这时,基层有些人要求多砍树,省林业局对其坚决地制止,并要求按护林法规,严格履行采伐审批手续,坚持“山上要管严,山下要管活”的方针,不得违背“三定”文件精神。

 

余热不尽

 

1983年8月,沈流离开了他钟爱的绿色事业到辽宁省人大财经委任副主任。到省人大工作以后,沈流依然以发展辽宁林业为己任,为林业的发展“鼓”与“呼”。他在林业战线上30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把林业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林业才有发展的法律保障。于是,他结合宣传贯彻《森林法》,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到各地考察、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利用自己的影响,向群众宣传,向领导宣传,向各个部门宣传,向各个行业宣传,为林业“挣口袋”。为了让林业能获得水利资源费,他抓住省人大代表会议的机会,向各县代表做工作,争取他们关心林业、支持林业,并与他们共同向省政府提交议案。经过反复的努力,终于顺利地解决了水利资源费这桩难以解决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正在发挥出三大效益的森林时,不仅对为发展和保护我省森林资源而呕心沥血的广大林业工作者肃然起敬,而且对其决策者——沈流同志,更是由衷地敬佩。

 

克己奉公三十载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作为一名领导者,在一时一事上能抵挡得住腐蚀,体现出廉洁奉公是件容易的事情,而难的是自始至终拒腐蚀、永不沾。熊岳的苹果质优香甜,驰名中外。沈流在熊岳农业试验场当过场长,苹果收获的季节,试验场的工人们给老场长捎来几筐苹果尝尝,并认为这是一件入情入理的小事。可是沈流每次都照例付钱。

20世纪70年代时,沈流曾带领省林业局机关干部到阜新县搞山区建设。他积极参加劳动,与同志们同吃同住同甘苦。林场和当地群众给年逾半百的老局长和同志们送来了肉和菜,以示感谢。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是给当地的老百姓干活、出力,把这些肉和菜作为劳动报酬,收下也无妨。沈流却以“该不该收下群众的东西”为题,组织大家讨论。沈流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作风带到了局机关,自己先做榜样,后当老师,以身作则,使同志们深受教育。

沈流还是一个胸怀坦荡、对人不计前嫌、对事不斤斤计较的人,做一切事都从工作着想、从革命利益着想。同时也是个正直、善良的人。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副省长李涛同志,在辽东省政府期间就与沈流在一起工作,一直是他的上级,沈流对他有较深的了解。1958年,辽宁省委搞整风运动,插红旗、拔白旗,李涛与王铮(当时为辽宁省委书记)、杜者蘅(当时是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省省长)一同被打成宗派反党分子,这是当时有名的“王杜李”事件,并且株连到一些辽宁省东北籍高级干部,辽宁省工会主席张烈含冤自杀。当时一次在召开省里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时,让与会者表态,坚决拥护省委的这一决策,面对当时的政治压力,沈流没有表态,也没签字表示同意,因为他相信李涛,了解李涛不是反党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沈流的儿媳碰见了李涛的夫人郭阿姨,郭阿姨感慨地对她说:“当时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你公公敢于表态不签字,认为李涛不是反党分子,实在难得。”“文化大革命”中,一位东北局13级干部,还有一位民主人士,曾任省林业厅副厅长,这两位同志到哪个单位都受阻。这时沈流说:都到林业厅来吧,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都信仰共产党,对革命都有贡献。晚年,这位民主人士看见了他,感激地对他说:“那些年,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如果没有你的保护,我不会有今天。”

沈流还是一位好客的人。他的老同志、老首长、老部下等,凡是来到沈阳,到了沈流家,都是吃住在家里,很随便。常来做客的有张克威(沈阳农学院党委书记)、王战(著名林学家)、陈放(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斌(省治沙研究所党委书记)等。

刘斌是13级干部。1953年,沈流希望刘斌留在林政处工作,可是刘斌就是不愿意,说他自己没文化,不适合坐办公室,“我去治沙吧!”刘斌说。就这样,刘斌就去了辽西省林业试验站(我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单位)。从此,他以无私奉献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固沙造林成果。1990年,刘斌在病重期间,对已,退休的老厅长沈流说:不要把我火葬了,让我到治沙的地方护林吧!老刘头生死不离沙地,这精神太感人了。沈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走后门,到省里去找张正德副省长,允许刘斌土葬。

 

我们的好厅长沈流同志

 

1992年4月22日9时10分,沈流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沈阳病逝,终年75岁。

沈流在辽宁省林业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在长期领导全省林业生产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为恢复和发展辽宁省的森林资源、开创和推动辽宁省的林业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辽宁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大力造林,普遍护林,发展国营和集体林业。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建立科研体系,培养科技人才,为绿化辽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踏遍了辽宁的山山水水。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事业充满高度责任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仍然坚忍不拔,一心扑在林业事业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始终坚持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积极稳妥地实施党对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率领林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开创林业生产建设的新局面。他思想作风正派,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严格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他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他关心群众疾苦,在林业系统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87年3月,沈流离休后,仍然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时刻关心党的工作,为发展林业事业献计献策,提供许多宝贵经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

今天,辽宁省林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每当提起沈流这个名字,都无不赞誉地说,老沈头对辽宁的林业建设事业是有功的。

1992年4月24日,林业部在给辽宁省林业厅沈流同志治丧领导小组的唁电中说:“沈流同志生前为林业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推动林业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希望辽宁省林业战线的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沈流同志的遗志,为绿化辽宁大地而努力奋斗。”

 


发布时间:2015-6-29